代表聚焦高校科技创新：如何“深蹲起跳”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对科技着墨颇多，从落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到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写入报告，让来自高校的代表们为之欣喜、振奋。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近年来，高校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性创新研究在我国科技创新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在我国科技创新从“深蹲助跑”向“起跳跨越”的迈进中，高校科技创新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高校基础研究期待加大投入
“2017年我国R&D（研究与开发）投入总量达到1.75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按照预期，去年R&D支出占GDP比重应该达到2.13%，然而实际只有2.12%。”虽然只差0.01%，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依然对这个微小的差距“耿耿于怀”。
曾参加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审议的李林，清晰记得规划里提到的一组数据：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提升到2.5%。这样的数据令他感到鼓舞，“但去年R&D指标没有达到预期，有点遗憾”。
“2.5%的目标还有两年，不能都把钱留到最后几年才投资。我们非常着急，希望发令枪马上响。”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说。
2016年，我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已将“脑科学和类脑研究”列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当年，马兰就追着财政部要预算。
国外在类脑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马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三年间，美国和欧盟不仅进入到脑科学和类脑科学各个细分领域，还把一些中国专家拉去做咨询。“我们希望加快基础研究立项，更早参与国际竞争。”马兰呼吁。
2050年中国将建成世界科学中心，但如果没有基础科研的支撑，则无从谈起。不过更让李林担心的是，在R&D的大盘子里，切给基础研究的部分太少了。2017年国家统计局、科技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为822.9亿元，占研发总投入的5.2%。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通常为15%至25%。
对基础研究支撑能力的担忧，也从高校战线延伸到了产业领域。“我国在家电产业中的技术和生产能力都有突破性进展，但大型中央空调的核心零件由于技术所限仍需要依赖进口。这些基础突破需要物理学、力学等方面的科学积累。”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也对基础研究不足的情况有所担忧。
尽管如此，李林说：“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靠政府，社会参与度低，社会力量与民间资本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的潜力尚未被有效激发。”
在上海代表团分组会议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时，马斯克的重型火箭成功上天的案例，点燃了上海团民间资本推动基础研究的讨论。
“马斯克的重型火箭成功上天，其中重要一条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投入牵引，带动了其他民间投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院士说，“政府资金要提高配置效率，要在撬动社会资本上花更大功夫研究，拿出具体的政策举措，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前段时间，华为集团在法国设立数学研究所，下设四大研究中心，拥有80多名研究人员。这让很多科研人员看到一扇微微打开的门。“这是借窝下蛋。”李林说，“现在一些优秀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都会占到全部利润的20%，企业支持的基础研究，虽然可能没办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在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可以给企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
重大科技攻关亟须国家实验室加快落地
3月8日，上海代表团小组会议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时，听说第一组有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下团”，利用会议中场休息，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拉上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从第三组跑到了第一组，想跟王志刚呼吁：建立国家实验室的步伐能否再快一点？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启动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的战略部署。虽然国家实验室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相应建设细则还没有出台。
2003年和2006年，我国相继批准和确认筹建19个国家实验室，但截至目前仅建成启用1个。
201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的张江实验室揭牌成立，这正是一所按照国家实验室标准建设的全新实验室。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等一批大科学装置将随之成为科创的“国之重器”。
“国家实验室不再是根据某个具体问题设置一个实验室，而是在大领域里面进行交叉。”许宁生举例，“比如张江实验室里的类脑工程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交叉，要先定好技术出口，再倒逼科学核心难题的攻关和解决。”
两会前，许宁生所在的复旦大学和王建宇所在的中科院上海分院就已经牵起了手。“我们已经开始了拆墙行动。”许宁生说，“我们实现了科学研究的综合与互通。人员自由流动，不再以编制约束人。有攻关任务就进入实验室，没有任务就回学校。”
同样被批准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在积极创建国家实验室。“我们正在创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实际上，单靠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家的力量是很难做起来的，需要汇聚各种层面的才智，这既是国家需要，也是国家意志。”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说。“做事不养人”“形散神不散”可能会成为将来国家实验室的架构特点。
对于包括高校在内的科技创新主体积极抢占科技创新发展“窗口期”，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也发出了审慎的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国家实验室对会聚人才将产生很大作用，一定要考虑到区域的布局。东部发达省份先行先试无可厚非，但是牵扯到国家财政投入时，国家就要在规划时顾及东中西部的差异，否则会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
包信和也呼吁，国家在配置科研资源时一定要通盘考虑，应该根据需要向东北和中西部布点和倾斜，“建国之初，国家在进行科技布局时相对均衡。但是近年来，中西部和东北在人才聚集、科技发展方面呈现出颓势”。
王志刚说：“国家的实验室不是某个部门的实验室，因此在领域、地点的选择，任务的制定以及管理体制机制方面都要以国家利益为先，不能成为部门争抢的名头和帽子。”
探索和完善人才分类评价标准
“经常洗碗的人难免偶尔失手将碗打破，不洗碗就不会打破碗。”上海团一位企业界代表的发言道出了很多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痛处。
“基础研究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要给予自由。基础研究的政策要宽松，不能给出太多的框框，用项目指标来衡量，比如5年能达到什么目标、产出什么结果。”李林说。
“现在评价体系考核指标某种意义上是逼着青年科研人员看重论文和影响因子，快速发表论文。逼着青年人抢帽子，先从小帽子争起来，一步步往上争。”包信和说。
“有一些评价制度不合适，比如说我们平常所说的，本身做医生的又非得写论文，这种评价制度就不太适合新时代的发展。”科技部部长万钢就中国的创新激励评价制度答记者问时说道。
但在包信和看来，问题实际上不是要不要考核，而是如何科学地考核。“基础研究，关键是选人。要看他的科研素质和基础、责任心和使命感。如果人选对了，你不去考他，他也会拼命干，正所谓‘不待扬鞭自奋蹄’。同样，就算是将钱堆给他，他也不会乱花，会往刀刃上用，现在基础研究考核体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更有效地把这种人识别出来。”
除了论文、影响因子以外，针对基础研究，王树国认为应该把考核单位化、区域化、专业化。“因为只有你本单位、本领域的专家对你的评价是最准确的。”
如果不以硬杠杠框死基础研究，那么如何保障科研成果的产出？王树国说：“如果说基础研究是十年磨一剑，那么我一个学院有100名教授的话，就可以从概率上保证每年都有成果。对个人而言，这样的评价也可以抵消年度评价对个体所带来的影响。”
但问题是单位的评价如何在更大的平台上生效。“你本单位、本领域推荐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其他人的认可，你要得到更高的帽子，你就又要进入大平台去进行考核。从现在的评价体系来看，在大平台上，国际论文就又变成了相对客观标准，这里就又回到了起点，形成了一个闭环。”因此，包信和建议，还要慢慢摸索，不断探索和完善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人才分类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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