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王恩哥、高福：办出世界一流的科技期刊
屠呦呦作为青蒿素的发现者而获得诺贝尔奖，她当年发表在我国科技期刊上的论文是认定其为该成果之首创者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科技期刊在认定和记录科研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科技期刊也是一个国家科技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我国科研实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承载着科研成果的科技期刊发展状况如何？怎样才能加快培育出《科学》《自然》那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和《科学通报（中文版）》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
吸引全球优秀科学家在中国“阵地”进行学术交流
记者：首次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是我国首次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今后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谋划布局，那么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其意义是什么呢？
王恩哥：我本身作为一名科研人员，也接触到众多的科研人员，大家深深体会到，同样水平的科研成果投稿到国际知名大刊，与科技强国期刊的作者相比，我们的文章经常被搁置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评审通过。我们的成果要被国外的期刊来认可，我们自己不能做主。这对于我国的创新科技成果尽快被认定和传播是不利的。
对科研人员来说，总是要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也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除了学术会议、学术访问等等，在科技期刊发表自己的科研成果，从科技期刊中得知别人的研究进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式。
办好我们中国的科技期刊，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主，快速地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成果，同时吸引全球的优秀科学家在我们的阵地进行学术交流，就可以由我们来把握世界科技前沿。所以，要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就必须要拥有一批能在全世界起到主导和引领作用的科技期刊。
高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施普林格、爱思唯尔等国外的学术出版集团，利用技术优势、集群优势、资金优势掌控和经营着数量庞大的期刊群。为了获得最新的科研成果，我国的科研单位不得不花大量的金钱购买国外数据库，其中包括购买我们自己科研人员、通过我国科研经费资助而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上的文章。也就是说，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科研人员自身层面，还是版权保护或者经济利益方面，我们都应该办好自己的科技期刊。
另一方面，我国科技期刊有5000多种，大多数是中文科技期刊，包括学术期刊，也包括行业技术期刊，还有科普期刊。不同的期刊，其所服务的对象也是不尽相同的。例如行业技术期刊发表更多应用类型的文章，对于行业发展，对于企业的作用比较大。而科普期刊，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办好科普期刊，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
以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为标杆
记者：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有哪些可行的措施和建议，如何才能办出属于中国的，像《科学》和《自然》那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
王恩哥：首先要知道，《科学》和《自然》都创刊于19世纪，它们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一本是美国的期刊，一本是英国的期刊，这也符合学术中心在美国和英国的事实，也正说明了科技期刊和国家科技实力是相关的。
我国的科技期刊，因为历史的原因，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与国际期刊有所不同。例如分为主管、主办、出版等多级单位，真正办刊的主体还是编辑部，小而分散。另外，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也是不利于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一个因素。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科技期刊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近年来，随着我国科研经费投入的持续大幅增加，中国的学术论文无论数量还是影响力都取得了快速的增长，科技期刊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同时，中国科技期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从政策和经费上给予更好的支持。
高福：要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一方面需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期刊发展活力，另一方面要建立一种理性、科学和指标多元化的科研评价与期刊评价体系，第三也应该提高期刊的自身办刊能力。
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科技实力越来越强，科技创新的发展也应该更具有全球视野。我们不但要发表我们自己的优秀文章，还要办好科技期刊，让更多的国外优秀成果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由中国引领科技的发展方向。我认为，随着中国从科研大国向科研强国迈进，我们也会有像《科学》和《自然》这样的期刊。
从学术出版向知识服务转型
记者：《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显示，我国5020种科技期刊，共有3232个主办单位，这与施普林格和爱思唯尔这样的著名学术出版集团集约式的发展方式相比，显得有些“小而散”。那么，中国需要培育属于自己的，像施普林格和爱思唯尔那样全球闻名的学术出版集团吗？该怎么做呢？
王恩哥：1840年，爱思唯尔公司在荷兰鹿特丹成立，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德国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则始建于1842年。在这么长久的发展历史中，我相信这两个公司也经历了各种改革，不断创新，才有今天的成就。尤其是爱思唯尔公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机构了，而是沿着由“传统出版社”向“信息提供商”再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脉络发展成为今天的一家知识服务机构，转型路径是从提供内容资源转向为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施普林格也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转型路径是专注于传统出版业务流程、技术以及模式的创新突破。
因此，毋庸置疑，中国肯定需要培育自己的像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和爱思唯尔公司那样全球闻名的学术出版集团。怎么做呢？爱思唯尔公司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总体上来讲，路径是这样的：内容生产采取内涵式发展，集聚优质内容资源；产业发展采取品牌并购重组，全球扩张；从收购出版公司转向并购技术公司，旨在为科研用户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实现面向科研全过程的知识服务；目前已经实现从出版商向知识服务商的成功转型。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发展路程也是大同小异：在科学、技术和医疗领域持续做大做强，先是成为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出版商；然后专注于传统出版业务流程、技术以及模式的创新突破，也成功实现转型升级。
高福：《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明确提出，知识服务是大数据时代的科技期刊发展方向。大数据知识服务成为科技互联网巨头新的经济增长点，也给我国出版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科技期刊，尤其是英文科技期刊在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时候，应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抓住“知识服务”带来的机遇，在与国际出版商合作的同时，广泛展开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大胆创新，推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知识服务产品和模式。
总之，出版是一个产业，期刊本身也是一种特殊商品，最终需要适应市场发展规律，在技术上、服务上、业务合作上、业务范围等方面，敢于创新，善于把握机遇，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做强做大。同时，为了快速发展，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一定的引导、扶持和培育。
（本报北京1月28日电 本报记者 詹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