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谁来种地，这是中国农业急需解决的难题！
今的农村，会种地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40年代出生的老农
我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现在差不多都快80了。当年的老朋友还活到现在的本来就不多了，每天还能在地里碰到，一起聊聊天的就更少了。
我们种了一辈子地，早就养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年龄大了，没得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农业技术，但还是喜欢在地里面撒点老种子。子女在外能平平安安，回家的时候能吃到我们亲手种的菜，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咯！
50年代出生的老农
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熟记《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说：劳动人民最光荣，我们一辈子都在默默种地，这辈子应该能算是光荣了吧？
我们一出生就碰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在长身体的时候又碰到粮荒，成年的时候又碰到文革，身体基础没打好，到老了各种病就来了。城里面打工的子女些经常喊我们不要种地了，我们也晓得他们是为我们好，担心万一哪天种地的时候摔一跤，但是不种地的话感觉每天总是少了点啥。
70年代出生的农民
小的时候我们就学工学农，帮家头干农活，种地是没啥问题。但是几岁的时候就碰到“改革开放”，大时代的潮流把我们带到了城里头。我们白手起家在城里打拼，青春全部都奉献给了城市化建设，现在上有老、下有小，即便现在想回去种地，过下田园生活，但老人和娃儿咋个办嘛？
80年代出生的农民
我们一直就是处在改革风口浪尖的一代，出生时都被安排着“农转非”，长大了又忙着“非转农”。我们的青春就是在改革中度过的，啥子都在改，整的我们现在都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咯。现在农村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也想过回去种地，但是娃儿还在读书，现在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那么大，为了下一代，还不是只有继续留到城里头！
90、00年代出生的农民
小时候爸妈基本上不让我们干农活，就喊我们要拼命读书，将来走出农村。我们只要能考上大学，爸妈就觉得给他们长脸了，但也没的哪个报考农业大学，更很少有读完书回家乡务农的，因为爸妈首先就不同意，觉得那个样子很没得出息。
现在农村真正种地的中间力量，是60年代出生的农民。
我们年轻的时候，受经济大环境和文革的影响，没读过什么书，也少有机会去外面看看。下乡插队的知青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东西，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也很愿意接受点新生事物。
我们种了几十年的地，中间也在不断地学习新技术，农村种地很早就是老人接老人的班了，现在轮到我们接班当主力，不晓得再过个10来年，我们老了哪个来接这个班？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最重要的就是解决民众吃饭的问题，70、80年代的人迫于现状很难重回农村，这中间空出来的20年断层，国家不惜一切代价也会填补上，而这个断层也只能由90和00年代的人来补。
随着国家政策对农业的不断倾斜，许多地区的农村发展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国家一直提倡“科技兴农”，90、00年代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能更好地将农业技术、科技成果应用于农业。也只有这部分人成长起来，成为“新时代农夫”，才能担起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重任，这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
农村人口进城了——城镇化率超56%，大量新市民由离开村庄的农民转移而来；
农村土地流转了——全国三分之一农地由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流转后经营；
农业机器换人了——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率超62％，一些发达地区提出“用机器换人”；
基础设施厉害了——全国半数农田有效灌溉、五分之一是高标准农田；
服务组织兴起了——“你的田我来种”，喷药、施肥、锄草、收获一揽子由专人管；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日趋明显，“未来谁来种地”成为许多人担忧的事情。未来如何种地？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
伴随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化巨大，一些趋势性现象纷纷出现：
一、如何让家庭农场主放心经营？
上海松江区叶榭镇农民沈忠良，2007年承包了146亩土地，成为全区第一批家庭农场主。家庭农场刚成立时，只能依靠外来农机耕作，时间不确定，价格悬殊，服务没保障，经常误了农时。沈忠良咬咬牙，买了镇上第一台大型收割机，派上了大用场。
但是，家家户户都要用农机，却不是每个小规模经营的农户都有实力买农机。沈忠良看到这里面需求很大，于是2015年联合4户有农机的农户组建了农机互助点，与周边农场签订服务协议，实现了“农机定人，服务定户，小机家庭化，大机互助化”。而沈忠良自己种了200亩水稻，还为周边1000多亩地提供农机服务。去年他们净收入20多万元，一点不比外出打工差。不过沈忠良还是有所担心。“希望国家能对土地经营权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或法律保护。”他说，“只有经营权稳定，才敢放心投入，才能踏踏实实搞好生产。”
二、平等保护：流转来的经营权得到农补“增量倾斜”
沈忠良对土地的经营权，源自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在坚持“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中国的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正在实现“三权分置”。目前，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4.6亿亩。2.3亿农户中约30%的农户已流转了土地，东部发达省份这一比例更高、超过半数。这意味着农业生产者的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三权分置”实现了村集体、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既让流出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农户增加财产收入，也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了规模效益。
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的农业补贴改革，基本原则是“存量调整、增量倾斜”。存量指已经给到农民口袋里的钱不会减少但会优化，而增量则是向新的生产经营主体倾斜，引导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除了像沈忠良这样的家庭农场外，“新农人”群体还有农民合作社和“公司＋农户”方式的龙头企业等。这些新型主体，可能是未来中国真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
据农业部统计，全国经营耕地面积在5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已超350万户，经营耕地面积3.5亿多亩。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数量已经超过270万家。
三、不流转也能规模化：农业服务社会化组织应运而生
河南商水县许寨村农民刘国富，平时在建筑队干活，闲时也种种地。当地的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他提供托管服务，这让他很省力省心。今年刘国富在托管“菜单式”服务中选了小麦耕种、打药、收割等服务，小麦收获后送到家，实现了他“离乡不丢地、不种有收益”的愿望。
这个合作社目前的托管服务面积有12000多亩，辐射带动了周边3个乡镇3000多农户。这种方式在不改变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不仅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了收入，也使合作社获得了很大收益。
“一种规模化是经营主体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还有一种就是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规模不断扩大。这两种方式同样可以实现规模效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说。
至于土地是否流转、哪种经营方式在什么地方最适合，陈锡文认为必须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来观察，现在还是探索阶段，最终要经过实践检验、符合市场规律，要让农民自己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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