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

稻是世界第一大粮食作物，中国是亚洲稻原产地和世界稻作起源中心之一（西非有栽培、产量不高的非洲稻，作为另一稻作起源地）的论证已有很多，不再赘述，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出土地点已达一百六、七十处，时间在万年以上的就有数处。以中国为中心，进一步向四维辐射，传播的不仅是有形的稻（包括稻作技术），还有无形的稻作精神文化。中国文化史，是谷物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遗产。

一、稻在世界的传播

稻自中国原产地在公元前25世纪传至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公元前25世纪传入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公元前23世纪进入朝鲜，公元前15-9世纪传播至大洋洲波利尼西亚岛屿，公元前5-3世纪传入近东、再经巴尔干半岛于公元前传入匈牙利（罗马帝国），公元前4世纪传入日本，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带入埃及，7世纪越太平洋往东至复活节岛，15世纪末以哥伦布第二次航海为契机、在美洲的西印度群岛推广，16世纪后传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并向西扩展、19世纪传入加利福尼亚州，拉美的哥伦比亚1580年始有稻作栽培，巴西则是始于1761年，最后澳大利亚在1950年方引种成功。[1]

马达加斯加，在亚非美三大洲的稻作交流中出于比较独特的地位，首先马达加斯加不同于其他非洲国家，其农业文化继承了东方文化的特质（住宅形式、稻梯田种植形式、祖先崇拜、农耕技术、语言等），具体传入时间已不可考，但很可能在史前便传入，即使在史前从南洋西跨印度洋到达马达加斯最快仅需要40天，考古发现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世纪。在沟通了亚洲、非洲之后，马达加斯加进一步作为中转站，稻被英国人在17世纪晚期带入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进而在北美开花结果，[2]就结果来说，较哥伦布推广更为成功。当然，17世纪稻也是通过多种途径传到北美。

一般来说伴随稻的传入，栽培技术也随之而来，是为稻作的发端，然而例外并不罕见。欧洲早在史前时期就开始进口大米，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和希腊，中世纪西亚大米贸易十分发达，欧洲也于中世纪后期开始种植水稻，首先传入西班牙，然而一直不温不火，意大利直到15世纪才开始种植并逐步扩大种植面积。[3]葡萄牙是15世纪从西非掌握种植技术，法国还要晚于伊比利亚半岛。可以说，欧洲人从很早就了解稻米，到开始种植，再到逐步扩大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期间又由于16-17世纪的瘟疫流行，除了少数水田之外，稻作几乎绝迹。非洲亦是如此，稻在不少地区传入之初仅作为商品，并未融入当地的种植制度，直到阿拉伯人将稻作传入埃及已经是639年的事了，距亚洲稻最早记载正好相隔一千年。

此外，即使是同一国家，稻作的普及时间也各不相同。朝鲜半岛距今最早的水稻遗存为4300年前，然而稻作技术在全岛普及是在距今2300-2100年的“青铜时代”。[4]稻作早在公元前4世纪秦统一之前由逃避战乱吴越人（江南）渡海到了日本九州一带，这是日本有栽培稻之始。[5]随着诞生的稻作文化称之为“弥生文化”，并直接导致了渔猎文化形态“绳文文化”生存空间的压缩（也有绳文后期传入北九州一说）。之后，1世纪传入京都，3世纪传到关东，12世纪才至本州北部，明治时期方入北海道。

如前所述，稻可能要经过多次引种才能最终在当地扎根，同一的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可能分别引种，最终在全区域的普及也就包含了不同的品种，而且不同国家之间的稻作流动也可能是双向的，如中国、东南亚均可能是稻最早的驯化中心，然而著名的水稻品种占城稻（越南）在1011年经由福建引种到江南一带，朝鲜稻作从中国传入，但宋朝在与朝鲜的交流中，引种了黄粒稻，[6]这些传播路线的复杂性构成了稻品种的多样性，共同组成了传统种质资源的宝库。

二、稻对世界的影响

进行稻作是“获得文明证书的一个方式”[7]，1700年日本人口已达3000万，全靠水稻养活，稻对世界的影响，远不止作为一种提高产量的作物那么简单。与中国同为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可能是受中国稻作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日本人之于水稻的情节较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可以作为窥见古代中国的钥匙，日本凭借对水稻坚定不移的信念，创造了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多样的习俗，塑造了以稻米为主食的日本人的性格和精神，以“饭稻羹鱼”为核心的膳食结构，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古代中国江南一带的文化内核。稻米这样一种主食业已成为日本人集体自我的象征，稻米象征的重要性已经在各种普遍存在的主要节日和仪式中被充分展示，隐喻概念化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8]

在东南亚，稻作文化最早是伴随人口迁移而来，也正是由于水稻栽培的成功，那些来自中、印的商人为了更好的贸易，导致一些帝国的建立；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不讲求精耕细作，东汉时期耕犁技术首传越南，逐渐与中国趋同。虽然非洲系统栽培水稻始于6世纪，但早在1世纪东非的一些港口就已经转运站向罗马帝国出口大米，在一定意义上也造就了这些港口的繁荣。[9]在过去的150年里，大量南亚移民移居到非洲，开始是作为契约劳工建设西方国家的大规模的农场，后来更多的东南亚、南亚人自发出于商贸的因素，转移了包括水稻在内的各种农作物。亚洲向非洲移植水稻的事例也说明了不同阶段诱发水稻传播的主要矛盾各不相同，不存在一个线性或统一的叙述方式。，中国西南地区作为铜鼓文化的发源地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从西南地区到东南亚铜鼓发掘的时空序列，可见铜鼓自北向南的传播路径，稻作文化的遗迹等于铜鼓的遗迹。[15]有关谷神崇拜也是东南亚神话中门类最全、数量最多的神话系统。

种稻还有

再以美洲为例，虽然水稻经由哥伦布及其后的商队传入美洲，但促使在美洲广泛传播，尤其是种子和技术的传播，则是由于来自西非“大米海岸”的黑奴的贡献（该理论又被称之为“black rice theory”）[10]，稻的生产能够成为一种常规和系统化的活动，主要得益于黑奴的种植经验和消费量，稻在美国的传播，促进了北美灌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低洼湿地的开发，进一步加强了堤坝等水利设施的建设；还导致了一些脱粒、扬筛等农具的发明、完善。[11]总之，节约了劳动力、改善了农业环境，整体提升了北美对土地的利用和农业种植水平。在美国，到了1820年代，稻的生产、加工、销售已经作为一种商业投资直接实现了一体化，业已形成专业化主产区，但稻的生产作为高劳工密集产业，一度由于南北战争后的奴隶解放受到削弱（人力成本过高），但也激发了大农场和机械化，就结果来看，的确两个工人就可以实现对一个400公顷农场的管理，但是稻产业依然是美国大力补贴的产业之一。

稻的传播使世界其他非原产地区成了早期全球化的受益者，域外人民从舌尖到口腹都得到了必要补充，水稻肯定高于小麦的单产（拉瓦锡时代单产与麦相比是四比一），必然会对传统食麦区（典型的就是欧洲）造成冲击，虽然没有快速融入当地的种植制度，但诚如布罗代尔所言：“左右着农民和人的日常生活”[12]。即使西方人并不以稻米为主食（穷人常以之为食），稻作为一种经济作物用于出口创汇，利润甚至能够达到一倍，驱使西方人争先恐后的追逐水稻，1740年后稻能够成为继烟草、小麦之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三大农作物，[13]原因也正在于此。当然，我们也到美洲由于大力发展栽培稻导致的黑奴悲惨命运（长期浸泡在水中引起的伤病甚至死亡），客观上刺激了黑奴贸易。

今天，稻更是成为全球史的重要话题，诠释着作物在全球史的话语权，稻在全球化的初期更多的通过奴隶、劳工和移民，逐渐成为重要口粮，其历史发展过程与殖民主义的出现、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网络和现代世界经济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加强了区域间的联系。[14]但是，稻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因此，稻贸易的全球化，不可能导致稻生产的全球化，而只会导致稻生产的单一化、专业化或集约化。“哥伦布大交换”中的作物交换，学界关注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对旧大陆的影响较多，深入挖掘以稻为代表的旧大陆作物在新大陆的传播史，无疑丰富了“哥伦布大交换”的意涵，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稻作（精神）文化在稻对世界的影响中尤其引人注目，铜鼓文化即是一例，铜鼓主要用于祈求稻的丰收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收获，东南亚稻田普遍与否决定这疟疾是否横行，因为稻田水为浊水，可以限制带有疟原虫的蚊子的繁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吴哥窟等大都会的繁荣。[16]在18世纪，欧洲的一些某些地方曾用稻米酿制一种很烈的烧酒[17]，让我们不禁想到了中国的酒文化。究竟是亚洲人饮食习惯成就了稻，还是稻塑造了亚洲人的饮食习惯，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