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CEO:我是如何花好400亿美元的

这篇文章是《华尔街日报》对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CEO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的专访。除了下文中的访谈文字,在快问快答视频中,她还被问到了很多有趣、尖锐、甚至有点私人的问题。比如,她会选择和梅琳达去看电影,还是和比尔去看海鹰队的比赛?

作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正在领导该组织朝一个崇高的目标努力奋斗,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贫困和疾病

这位现年 59 岁的医生大约 3 年前辞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职务,转而出任现在的职位。更早之前,她在现属于瑞士罗氏制药(Roche Holdings AG)旗下的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担任产品开发总裁。在那里,她参与研发赫赛汀(Herceptin)和安维汀(Avastin)等基因靶向抗癌药物,站在精准医疗潮流的最前沿。

现在她表示,她衡量投资回报的标准不是利润,而是“挽救了多少生命、让多少人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以及让多少学生对人生抱有期望”

她的经历帮助她领导着基金会约 1400 名员工,指挥调度着 396 亿美元的捐款资金。她将精准医疗的理念应用于公共健康领域,争取利用更好的数据定位,针对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合理的干预手段。她还向白宫官员强调了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计划削减联邦预算,这可能会导致对外援助资金减少,她说,她亲眼目睹了那些投资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拯救生命、让美国变得更加安全。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最近接受了《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采访,谈了谈担任慈善机构掌门人是一种什么体验。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片段:

《华尔街日报》:你是盖茨基金会第一位非微软出身的首席执行官。与前任首席执行官们相比,你给这份工作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我有生命科学方面的专业背景,我是做产品开发的。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是任期刚开始的时候,局外人能有机会问一些“为什么”,以及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华尔街日报》:你做了哪些不一样的尝试?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我极力推动大家去考虑最重要的事情——如何规划投入量。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些机遇,能对疟疾这种疾病实现地区性控制。如果这时候,我们正在为结核病相关的工作制定备用策略,也许就需要增加投入量。我们在考虑投入量的时候应该纵观全局,而不是每次就盯着一点,这样可以实现资金的最大化利用。

《华尔街日报》:你的工作是拯救世界,那你怎么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当初聘请我的时候,他们没说“你来制定策略吧”。我知道基金会在全球健康领域理想远大,尤其是影响最贫困人群的传染性疾病方面。我知道农业是基金会关注的一个重点,其他重要关注的领域还有面向贫困人口的移动支付和金融服务、水源卫生与清洁项目,以及美国本土的教育项目。

《华尔街日报》:你和一些非常有权势的联席主席和董事共事,包括(创始人比尔和梅琳达,以及沃伦·巴菲特)。哪个老板更好?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沃伦会说:“跟我说说人员数目,说说你们是怎么花钱的,还有日常开支的情况。”他会看每一项数字。比尔则会问非常深刻尖锐的问题,比如“你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梅琳达的问题则会强调我们所从事工作的人道主义性质。我喜欢试着这么解决一项问题,让比尔觉得在技术上合理,让梅琳达觉得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而让沃伦觉得我管理做得很完善。

《华尔街日报》:从事目标导向的工作,你如何调动人员的积极性?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工作中会有不眠不休、加班加点、精疲力尽的情况,这是非常辛苦的。从事全球性的工作会给员工的家庭带来不小的压力。我们已落实了多个不同的项目。其中我特别自豪的就是我们制定了 52 周的探亲假。和那些结束 52 周假期返回工作岗位的同事交流的时候,看着他们笑容满面,脚步轻快地出现在大厅里,我就想,“我是不是该为这种情况喝一杯?”

《华尔街日报》:你的丈夫尼古拉斯·赫尔曼(Nicholas Hellmann)是研究艾滋病的科学家,他曾经在盖茨基金会工作过。那你出任首席执行官,他给你提了什么样的建议?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2005 年到 2007 年,艾滋病研究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尼克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里,像着了魔一样。对他来说,那是改变人生的一段经历。他说:“你一定得调整好精神状态,然后才能有精力有热情投入工作。”

《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份员工问卷调查显示,一些员工的工作士气可能没有你期望的那么高。你打算如何改善这种情况?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我们开展问卷调查的能力已经有所提高。当初比尔和梅琳达告诉基金会关于年度公开信的计划时,我们就在公开信中增加了一个大型公开问卷调查的内容,因为员工们想要和比尔以及梅琳达分享他们当前的想法。现在全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所以透明度尤其重要。我们会确保基金会的每位员工都能谈一谈对问卷调查的想法,以及问卷调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华尔街日报》:你用苹果电脑、戴苹果手表,在盖茨基金会这样做没问题吗?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没有限制。我们可以使用任何科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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