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带着兴趣才能保持高度专注——中科院院士李林：20多年来成就很多但最爱还是科研第一线

上世纪90年代，在出国潮兴起的时候，李林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完博士后毅然回国，在他32岁那年成为所里最年轻的教授。20多年过去了，李林身上多了许多头衔——市知联会会长、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等，但他最喜欢的仍然是科研第一线。他常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说，“如果只把实验看成是工作，根本无法领略它的魅力。”

只有感知到乐趣才能领略实验的魅力

李林是1979年参加高考的，因为班主任是教化学的，所以他顺理成章打算报考化学专业。当时学科交叉刚刚兴起，他综合考虑了老师提供的信息，最终决定报考生物化学专业，用化学的方法来研究生物学。

1983年本科毕业后，李林考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当时生化所是殿堂级的学术机构，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等工作在国内外影响都非常大。他师从许根俊先生做“酶学”研究，属于经典的生物化学。

1989年毕业当年，李林获得了首届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次年赴美做博士后。博士后期间他开始立足生物化学，向分子生物学方向延展。当时正是出国潮，很多人千方百计想出去，出去了就决定不回来，因此两年后他按期回国的时候，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欢迎信。

李林打趣说，很多人印象中的科学家是带了三个馒头，在实验室埋头苦干，胡子拉碴的模样。但李林却有自己的一套工作原则，“我一般做事只求效率。我会高度专注，高效率工作。”

李林现在带了10多名学生，在他看来，现在的学生选择非常多，如果自身对科研没兴趣，没有动力，就不可能有创造。“我带学生的时候，比较看重他们是否喜欢自己的科研项目。如果他们没有从中感到乐趣，只把它看成任务、枯燥的实验，那么就像码头工人卸包一样，当卸完20个包后如释重负，‘终于卸完了！’”

李林是1992年回国的，次年这位32岁的年轻人就成为所里最年轻的教授。

带领团队一起提升一起获得更大的成就

这些年，李林获得的成就很多。随着工作开展，1993年他晋升为研究员，同年获得“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199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6年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1997年获第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1999年以来相继主持基金委、科技部973、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及基金委优秀创新群体项目等。2011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尽管声名在外，但李林并不居功自傲，在接受采访时，李林认为，一个人发挥作用，既可以是自己做出了重要的科研成果，还可以是带领团队群体式获得更大的成就。

“做科研当然会是我贯穿一生的主业，但做科研管理同样能够发挥和锤炼智慧。”李林介绍说，从研究组小团队单打独斗，到大的科研团队承担项目，再到带领一个科研机构（先是研究所，再是国内最大的研究院）向前走；继而在领域层面上提出意见建议，促进政策完善，为发展献计献策，一步步走来，同样充满了挑战和成就感。

2005年前后，李林担任生化与细胞所所长期间，和管理及科研团队一起进行了重点实验室布局的调整。当时研究所有4个重点实验室，因此每个实验室的研究力量相对就比较分散。李林等人通过班子决策，决心集中优势力量，做好两个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通过2006年在科技部组织的评估中取得好的成绩，中科院重点实验室顺利“晋级”成为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而后，研究所集中优势兵力，夯实这两个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影响力。今年，这两个重点实验室在国家生物、医学重点实验室评估中再度双双获得优秀。

“这些年来国内生命科学领域发展突飞猛进，在重点实验室评估中明显感受到竞争越来越激烈，既非常紧张，也非常过瘾，大家一起提升，一起发展得更好。”李林说。

敢想敢做就科研存在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李林告诉记者，1992年回国以来，无论是他的个人发展，还是科研与管理工作，都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诸多关心和帮助。

“统战部非常关心党外人士，吸收我加入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李林说，刚开始他是知联会的会员，然后是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知联会为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特别是无党派代表人士）搭建了学习实践、对外交流、服务社会的平台，借助这一平台，无党派人士和其他民主党派建言献策、参政议政，不仅促进了党外知识分子在岗位上更好地建功立业，也能对行业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一些独特的贡献。

作为科研领域的资深专家，这些年，他也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当前知联会做的一些课题调研。李林指出，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不足，会导致资源配置或科研经费过度竞争化，科研人员不得不将较多精力甚至是大量精力用于从多种渠道争取资源；这也会间接引导大多数科研人员去从事更容易发表论文的跟踪性、已形成热点的工作，而不去做原创性工作。科研人员需要用论文来证明自己更应该获得竞争性经费。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科技成果看似不断涌现，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远低于预期，从表面上看，是成果没有被很好地转化，更实质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可以拿来转化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李林建议：一要建立财政为主导的基础研究长效投入体系，将基础研究投入比例逐渐实现显著提升，实现对基础研究和创新性研究项目及科学家的持续、稳定支持。二要切实解决财政投入的结构性矛盾，改变重物轻人现象，把更多经费投向人才。三要尊重科学规律，真正建立起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评价体系和环境氛围，让科学家敢想敢做，敢为天下先。四是对原始创新基础研究要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

“上海有深厚的基础研究基础，从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分布可见一斑。所以我认为上海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更有条件，也更应该抓住契机，打造源头创新的策源地，早日打通创新驱动发展‘卡脖子’的关键一环。”李林强调说。

《青年报》 2017年7月24日 第6版

首席记者范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