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正蓝旗猎杀候鸟案宣判：为了351个沉默的死者

这是一场为351名死者进行的审判。

2017年7月14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人民法院一间审判庭里，3位法官身穿黑袍端坐在审判席，8名被告站成一排。这起刑事案件共有351名“受害者”，无一到场，全部死亡。

9个月前，为了侦破这起案件，锡林郭勒盟成立了专案组，副盟长任组长，抽调盟旗两级公安局、森林公安局精干警员，下设8个工作小组。规模之大，在正蓝旗公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为了迅速锁定嫌疑人，专案组在9天9夜时间里筛查了16万张监控图片，走访了3133名群众，将悬赏金额从3万元提高至10万元，接到了近百条举报信息。

那些侥幸从这场浩劫中逃脱的幸存者，永远也不会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们更无法为同类站上法庭。

因为死者与生者都是候鸟，大多数是小天鹅。

一

在刘永平的印象中，2016年10月21日天气极好。阳光照在洪图淖尔(湖泊名)上，反射出耀眼的白色。湖面上落满了小天鹅，活的跟死的挤在一起，从远处看去难以分辨。

被打捞上岸的天鹅死体排列在黄褐色的泥土上，齐齐探着细长的脖子。每一只身上都用曲别针别着一张白纸，上面的数字是它们的死亡编号。

“跟发生杀人案时使用的编号方法差不多。”刘永平说，他做了二十多年警察，几年前刚调任正蓝旗森林公安局局长。

案发两天前，刘永平正在外地开会，屋里没开暖气。在接了一个电话后，他觉得房间更冷了。森林公安局的分管局长打来，说接到报案称辖区内的洪图淖尔出现了一百多只小天鹅死体。

“这么大的死亡数量，只有可能是禽流感或是人为杀害。”刘永平说，“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愿意看到。”他当即布置警员在现场彻夜蹲守，除了同事，这件事他对所有人保密，“在那个时候，我谁都不能相信。”

当时他并不知道，凶手禹胜永等人就躲在湖岸远处的沙丘后面。这些人原本是来打捞候鸟死体的。

每年10月，小天鹅都会排成“V”字形，从西伯利亚飞到中国南方过冬，内蒙古的各个湖泊是它们的必经之地。仅在洪图淖尔，小天鹅的数量就能达到上千只。在当地，它们被看作极具灵性的生物。

案发10天前的傍晚，禹胜永和几个同伙开着一辆轻型卡车来到湖边，从车上拖下一大袋玉米粒，将近30斤。天气渐冷，洪图淖尔旁的牧民把牛羊赶到冬牧场。附近除了大片栖息的天鹅，偶尔只有几位摄影爱好者。大多数时候，这里人迹罕至，能够遮挡视线的只有几丛灌木和低矮的沙丘。

玉米粒上裹着“克百威”，这是一种剧毒农药，能让飞禽在几分钟内毒发身亡，当地俗称“扁毛霜”，是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药物，目前市面上很难买到，但仍会出现在某些网店中。为了让毒药的附着力更好，禹胜永特意在炒制毒饵的过程中加入了猪油。他此前也参与过候鸟的收购、运输。

“一颗玉米粒就足以毒杀一只候鸟，他那一袋大概有上万颗。”刘永平说。

禹胜永穿着黑色的雨裤一步步向湖中走去。他抛洒着毒玉米粒，一直走到距离岸边几十米的地方。不到半个小时，玉米袋子见底了。

第二天，他和几个同伙开着一辆面包车来到湖边收猎物，看见死去的天鹅有的漂在湖面上，有的倒在岸边。接下来的几天，他们打捞了近百只候鸟，藏在当地一名同伙家中的冰柜里。

他原本的计划是，将猎捕的天鹅拿到黑市上去卖，一只通常能卖到上千元。“天鹅肉”也许最终会进入餐厅或酒店，送进人们的胃里。

二

在现场蹲守一夜无果后，刘永平决定开始打捞天鹅死体，也打捞真相。

打捞现场听不到什么声音。考虑到可能发生禽流感，人人戴着白色的口罩和黄色的手套，将黑色雨裤提到腰部以上。在湖面的中心位置，人们拉动着几只黑色的筏子，筏子经过的地方，没飞走的小天鹅就意味着已经死了。参与打捞的工作人员把死去的天鹅抱起来，它们的颈子还垂在水里。

上岸的小天鹅被摆放得整整齐齐，有的尚未成年，体型瘦小，还是灰色的“丑小鸭”。它们眼睛紧闭，脚蹼缩着，嘴角没有血迹，却有口水。“证明是非正常死亡。”刘永平说。

当这场打捞进行时，禹胜永偷偷将30只天鹅死体装在一个纸箱中，带上了去天津的大巴车。

这趟车要走将近10个小时，旅客多是在两地间往返的小商贩。禹胜永的纸箱跟装满衣服、玩具、食物的“货物”混在一起，没有受到任何怀疑。留在正蓝旗的同伙将26只天鹅及其他30余只水禽埋在了正蓝旗朝阳村的后沟里。

打捞结束后的第二天深夜，动物防疫部门的检验结果出来了，送检样品均死于中毒。同一天，锡林郭勒盟成立了专案组，抓捕行动正式开始。

立案后的9天9夜里，刘永平没洗澡，没洗脚，也没换过衣服，每天要开好几个小时的案情讨论会，累了就往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躺。为了方便过夜，他在办公室角落里还放了一个洗脸盆。出镜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皮鞋上都是土。

这个身形壮实的男人生于一个牧民家庭，却从不宰杀牛羊，因为“不忍心看它们挣扎”。父亲多次说他“不像个男子汉”。成为警察后，他曾从飞驰的汽车旁逃生，也曾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环境中实施救援，原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性格坚毅的人。数年前，他处理一场车祸，看到被撞倒的马匹倒在路中间，大马和小马相互望着，血流不止，眼里有泪。“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

为天鹅之死追凶的日子里，刘永平几乎没回过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破案，严惩凶手。

通过大情报信息系统，专案组调取了2014年至2016年3年间，候鸟迁徙回归时段入住正蓝旗及周边地区旅店的几十万条人员轨迹数据，通过比对筛选，发现重点嫌疑人员40人。通过反复筛查和轨迹跟踪，有前科的禹胜永已在重点嫌疑人之列。

到达天津的凶手将天鹅死体储藏在侄子的仓库里，骗家人说“只是几只家禽”。直到11月3日禹胜永落网时，他的侄子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家中储藏着26只死亡的小天鹅。

在距离天津近五百公里的正蓝旗，埋在朝阳后沟的候鸟死体被警方挖掘出来，它们被包在绿色的尼龙袋里，躯体已经僵硬，长长的颈子扭曲成各种形状。

三

刘永平其实可以不去审讯现场，但他想看看主犯“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低头坐在审讯椅上的禹胜永“白净、精神”。就在“天鹅案”发生一个月前，一个杀害了自己妻子及岳父母的凶手就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在这座开车10分钟就能逛完的小城，天鹅案比杀人案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这里从没发生过数量如此巨大的盗猎事件。”刘永平说。与嫌疑人隔着几米，这位警官的手已经攥成了拳头。“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他问对面的禹胜永。“知道。”对方抬头看了他一眼，又重新低下头去，被铐住的双手不自觉地动弹着。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禹胜永等在正蓝旗洪图淖尔非法猎捕、杀害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290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琵鹭1只及其他有保护价值的水禽60只，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一款规定，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法律帮助351名被害者作出了惩罚决定。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人被判处拘役并处罚金。

主犯禹胜永因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在沈阳理工大学生态环境研究室主任周海翔看来，“投毒是一种非指向性的盗猎方式，任何物种都有可能被猎杀，甚至会危害公共安全。”他举例称，去年发生在吉林的一起捕售127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猫头鹰的案件，两名主犯分别被判处18年和17年有期徒刑。

他特别注意到，禹胜永有两项罪名，除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外，还有另外一项非法狩猎罪。

“在我国，如果拥有狩猎证，在个别地方是允许猎杀非国家重点物种的。”周海翔解释，“但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物种不分重点和非重点，都应该是一样的。并且有些物种数量就应该是少的，东北虎不可能像野鸡一样多。草原的老鼠也要足够多才能维持鹰的生存。任何物种都有保护的价值。”

在他看来，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都将会受到影响。鹰少了，蝗虫和蚂蚱就会泛滥。城市如果没有蚊子，鸟也同样无法生存。周海翔所在的沈阳理工大学设立了一家猛禽救助中心，去年接收了137只被人用弹弓或弩打伤的猛禽。很多时候，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伤害甚至是无意中造成的。

“人类习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将物种分为有益和有害，在生产生活中已经无意识地对生态平衡造成了影响。比如农药化肥的滥用，或者保护某些物种只是因为它们美丽。”周海翔语气有些急促，“野生动物是生态的一道防线，这个共识尚未在社会上形成。相反，大多数人认为野生动物是可以利用的。这是除了猎捕之外，一种更广泛、也更根深蒂固的破坏方式。”

在被捕当晚持续4个多小时的审讯中，禹胜永几乎一直低着头。“我真没想到这事能闹这么大。”他的双手被铐在桌子上，没法擦眼泪。

周海翔认为，在人类掌控规则的世界，作为被害方的其他物种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被伤害的主体不会讲话，所以它们权利的保障只能依靠人类。而事实上，为野生动物说话的人很少，其中有权力和能力改变现状的就更少。”在他看来，人们应该思考，如何像对待人类自身一样对待任何一个物种。

案发后的几个月里，洪图淖尔岸边多了一顶蓝白相间的蒙古包，里面有人日夜值班。

湖面上的“幸存者”依然把这里当作旅途中的家园。为了防止它们进入投毒区域，值班工作人员不停地朝湖面鸣笛或者放礼炮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