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对话孟山都
（财新《新世纪》，崔筝 杨洁 张霞）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当前，中国90%以上的棉花，是转基因的，这一技术一度挽救了中国的棉花产业。同时，中国对进口大豆依存度超过80%，进口的产品主要是转基因大豆。中国官方推动的农作物转基因研究已进行多年，最终目的是产业化。
在全球，已经有大约1.7亿公顷的土地使用了转基因种子，约占全球现有耕地总面积15亿公顷的11%。转基因在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的许多地区，已正式产业化。
中国未来对转基因将采取何种态度？是像欧洲般经过多年抗争、权衡后开始松动，还是顺应大量民众的反对声音，短期内仅进行科学研究而不产业化？答案尚不得而知。
目前明朗化的是，在近五年间，经过一轮又一轮反转基因（下称“反转”）声浪，中国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甚至举步维艰。
反对者们或许没有注意到，在转基因作物面世20余年并大量种植的情况下，尚未出现一起不安全事件。2013年6月20日，在国际农业领域享有最高声誉的“世界粮食奖”首次颁发给转基因作物研究者——美国孟山都公司（下称孟山都）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罗伯特·傅瑞磊（Robert Fraley），以及另两名转基因研究者。
上述成绩并不为中国的“反转”人士认同。在近五年中，“反转”的声浪远远盖过支持转基因（下称“挺转”）的声音，祸国论有之，基因飘移论有之，致癌致病论有之，还有未知伤害论，即“现在找不到转基因的害处，不代表就真的没有，这要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知道”。
几年之间，中国的“反转”和“挺转”人士频繁活动，在网络和现实中论战、奔走。不少时候，双方并不能理性沟通，对话往往沦为争吵甚至谩骂。
“挺转”者有时批评“反转”者不懂科学甚至愚昧，“反转”者则认为“挺转”者过于自大和不谨慎。
三年半以前，财新曾推出相关报道（参见本刊2010年第13期封面报道“转基因恐惧”），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而今，本刊再次关注转基因话题，原因与三年前一致，旨在呼吁“挺转”和“反转”双方能够理性沟通，更呼吁公众能够理性看待转基因。
基于此，我们专访了转基因领域最具争议性的跨国公司孟山都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休·格兰特（Hugh Grant）。讨论转基因，无论中外，都逃脱不开孟山都。这家公司提供了全球70%的转基因种子，更是转基因作物的最早研发者。如今，它每年仍将10亿美元以上的研发费用投入这一领域。
在全球“挺转”派和“反转”派人士眼中，孟山都的形象截然不同。前者认为孟山都贡献卓著，给全球农业带来划时代的革命；后者认为孟山都罪大恶极，先卖农药再卖转基因种子，为了钱不计其他。
孟山都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无论争议多大，理性讨论问题的前提应该是先了解孟山都，知道其在做什么、怎么做。
——编者
与休·格兰特的对话，是2013年11月22日早晨进行的，地点为他在北京下榻的酒店。
8点左右，财新记者见到了这位全球最大农业生物技术和种子公司的掌门人。55岁的休·格兰特执掌孟山都已逾十年。其姓名与一位著名的英国电影明星完全相同，但外貌毫无相似之处。那位影星以风流倜傥著称，这位孟山都的掌门人则以“光头绅士”的形象出现在财新记者面前，冷静沉稳，略显保守。
休·格兰特刚刚吃过早餐。他轻描淡写地回应了互联网上关于他只吃有机食品的传言，“我什么都吃，不会考虑是转基因的，还是非转基因的。”这位美国公司的大老板，语调中依然带着其家乡苏格兰的口音。
孟山都在66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休·格兰特是英国苏格兰人，1981年作为产品发展代表加入孟山都，担任过孟山都欧洲、美洲的多个产品和管理职位。2003年，他出任孟山都全球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在孟山都32年工作生涯里，休·格兰特习惯了全球范围内对孟山都的争议。他说，作为一个欧洲人，他深知欧洲在最近20年间的反对转基因过程，由此，他也能理解和体谅当前大量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不友好态度。
孟山都在中国公众中也很有名气，这主要是因为转基因争议，而不是它的中国业务。事实上，2012年孟山都135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中，中国收入仅占1%。
中国的部分“反转”人士认为，转基因不但不安全，甚至是一种祸国殃民的技术。在中文网络论坛，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质疑转基因技术的文章中，“孟山都”这个名词经常与“致癌”“阴谋”等联系在一起，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的生物武器”。
休·格兰特称，在全球的主流科学界，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是认同的。但全球许多反转基因讨论，“更多地成为情绪化的讨论而不是科学的，我们很难赢得一场情绪化的辩论。”
谈到中国的转基因问题，他说，中国未来是否选择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应由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决定，“我一个外国人没有发言权”。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话题，很难对中国公众说出“相信我”这样的话。
孟山都与中国有着过往交集。
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曾被批准在中国种植，几年之间因为抗虫害的有效性，一度占有中国90%以上的棉花种植面积。不过，几年之后，中国自己发展的转基因棉花将孟山都赶出国门。
此次中国之行，休·格兰特面见了中国农业部等部门的官员，并与中方合作伙伴有深入交流。
鲜为人知的是，孟山都在中国有着大型的传统玉米育种项目，未来可能还会大加发展。在转基因生物技术领域，孟山都也一直在等待中国市场大门的再次开启。
2013年，对于孟山都来说注定特殊。年中，首席技术官罗伯特·傅瑞磊获得“世界粮食奖”，这意味着国际粮食界对转基因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认。年末的11月29日，国际学术期刊《食品化学毒物学》决定撤销2012年9月刊发的论文《农达除草剂和抗农达转基因玉米的长期毒性》——这篇论文宣称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可能致癌，一度成为近年全球“反转”声浪的核心文献。
但休·格兰特认为，全球对转基因的争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不可能一夜之间，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孟山都的中国战略
孟山都称在中国的工作重点是传统育种，与转基因无关
【背景】孟山都最早于1996年进入中国，开始经营农化业务和生物技术授权业务。当年，孟山都将第一代转基因保铃棉技术引入中国，有效地控制了棉铃虫危害，在提高棉花产量的同时减少农药喷洒，增加了中国棉农的收入。
但孟山都的抗虫棉并未从此叱咤中国。1999年，中国自主的转基因棉花开始产业化种植，占据了价格和政策优势。如今，国产抗虫棉已彻底击败最初引入的孟山都产品，占据了90%以上的转基因棉花市场。
2001年3月，孟山都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合资成立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中方为大股东），开始在中国推广迪卡品牌的玉米及向日葵杂交种子。
目前，孟山都在中国拥有多家合资和独资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在中国经营的业务包括：杂交玉米种子，抗虫棉及抗虫棉杂交种子，蔬菜种子（杂交）和农化产品。与后来居上的先锋国际良种公司等跨国企业相比，孟山都的布局慢了许多。
“孟山都的中国战略可能与抗虫棉的遭遇有关系，当年占据了市场又退了出去。他们对中国市场的评估，可能认为攻势要慢一些。”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评价。
财新记者：请问你此行的目的？
休·格兰特：这是一次常规的访问。我尽量每年或两年来中国一次。这次我与同事花了一周时间，参观我们的中国办公室和一些不同的机构。我们分别拜会了来自中国农业部、科技部和商务部的一些官员。
财新记者：这些会面有什么值得提及的内容吗？
休·格兰特：我们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孟山都与中国种子集团有长久的合作关系，合作的工作重心是传统育种，主要是玉米。在中国，我们看到许多能够增加玉米产量的机会。
现在孟山都在中国有六个育种站。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宽广的气候区，从热带到极早熟的玉米成熟区。所以，要培育不同类型的玉米种子以适应每一个区域。未来要获得显著增加产量的机会，需要根据不同区域做育种。
财新记者：你说你们在中国的工作重点是传统育种，这与转基因无关？
休·格兰特：是的，当最终确定之后，这个项目将成为孟山都的全球大型育种项目之一。
孟山都的农业生物技术（主要是转基因技术——编者注）很吸引眼球，但其现代育种技术不为人知。在今天，中国的玉米产量每公顷不到6吨，美国的产量则将近11吨。中国的产量没有理由赶不上美国。
财新记者：孟山都自称有很好的转基因种子，是否有计划在中国发展转基因作物？
休·格兰特：我想这需要很长时间。中国的科学家和研究者正在（转基因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但除了棉花，孟山都还不能在中国做转基因作物田间实验。我认为，三年至五年内，改变中国玉米产量的关键，还是玉米育种和农艺学方面的技术。
财新记者：你是否有计划将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带到中国市场？
休·格兰特：孟山都目前的计划集中在育种上，短期目标是与合作伙伴共同运作这些育种站。至于长期计划，都还是假设，因为除了棉花，孟山都其他转基因种子未获批进入中国。我们抱有对生物技术美好愿望的同时，还要看到中国市场的现实。
财新记者：如果中国政府未来放松了转基因管制 ，你们会进入中国市场吗？
休·格兰特：会的，但这依然是假设，政策不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转基因种子业务。我无法猜测中国政府，他们目前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晰，（短期内）我无法期待有所改变。
根据现实，投资和决策只能是基于可能的事情，而不是梦想和希望。目前有可能的是，通过育种实现产量增加。我非常有信心，孟山都有能力给中国的种植者提供更多的机会、更高的产量。
财新记者：孟山都多年前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进口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当时与政府的谈判是怎样的？你认为中国对转基因的态度是否过于谨慎？
休·格兰特：当时并不是谈判，而是科学评估，是一个或接受或拒绝的答案。批准进口意味着对一种产品营养价值和安全要求的接受，所以这个过程永远都不会是谈判，这些事情是无法谈判的。
根据我的经验，所有的监管机构都是谨慎的。我并不认为中国有任何不同。我也认为就应该如此。作为公司，我们生存在这样的框架之内，并不能改变或主宰它，只能遵守规则。事情本该如此。
我也在关注着全世界对于农业生物技术的辩论，特别是欧洲。我来自英国，在过去的20年中，也看到了那里发生的（反对转基因的）事情。对中国而言，转基因是一个新的话题，其实这个讨论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进行很久了。
“争议不可能忽然消失”
“有机运动在全世界增长非常快，但我认为，超市里应该给所有类型的食物都留有空间”
【背景】“反转”运动肇始于欧洲，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几乎同时发生。在欧洲，监管部门在转基因作物种植、转基因食品进口等问题上态度一直摇摆。
上世纪90年代，基于环保主义的流行，以及疯牛病等食品安全危机对民众态度的影响，欧洲的食品监管部门对待转基因食品一直持保守态度。1997年，欧盟通过了专门针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规则，要求含有来自转基因作物成分的产品必须明确标记。1998年起，欧盟不再批准新转基因产品进入欧洲市场。
2000年，经历数年争执，世界贸易组织裁定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禁令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此后欧盟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有所改变。一直对转基因农产品持保守态度的欧洲国家，近年立场也变得较宽容。
2007年以后，欧盟批准转基因作物的速度越来越快。至今，欧洲批准了20余种转基因玉米品种的进口，此外还有大豆、甜菜、土豆等作物品种。
2012年9月，英国期刊《食品化学毒物学》刊登法国卡昂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塞拉利尼等人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其长达两年的研究显示，喂食美国孟山都公司NK603转基因玉米的实验鼠寿命比正常实验鼠寿命短，且前者出现肿瘤的几率更高。这个报告对于已经在欧盟获准上市的该转基因玉米安全性提出疑问。
这一实验在“反转”阵营中引起巨大反响。“反转”人士称，塞拉利尼的喂养试验长达两年，而孟山都的安全实验仅进行90天，因此此次试验结果更加准确。
随后，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生物技术最高委员会和欧洲食品安全局均对前述报告的研究展开调查。欧洲食品安全局认为，卡昂大学研究人员所得的结论不仅缺乏数据支持，而且相关实验的设计和方法都存在严重漏洞。
2013年11月29日，前述报告被发表的刊物撤销。
不过，孟山都在欧洲的道路依然艰难。2013年7月，孟山都宣布不再寻求其转基因作物在欧洲获批。在“反转”者庆祝的声浪中，也有研究者称这是欧洲在科学上的一次倒退。
财新记者：在欧洲，一些中产阶级和环保人士认为有机食物和天然食物才是未来农业的方向，转基因不是。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中产阶级开始追捧有机和本地种植的食物。这对你们来说是否是一个挑战？
休·格兰特：我个人非常开放并愿意吃任何食物。有机运动在全世界增长非常快，但我认为，超市里应该给所有类型的食物都留有空间。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世界上仍有二三十亿人无法用有机农业喂饱。我们将怎么对待他们？
有机农业的操作非常昂贵，需要更多的土地和劳力。我认为，有机运动是一个增长中的小众事物，无法满足未来的需求。
过去十年，世界上玉米产量增加的70%都来自新开垦土地，但未来再也没有新的土地了。从北京这样的城市越变越大就可以得出结论，我们要更高效地使用正在缩水的土地，这将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
财新记者：不仅在中国，在欧洲一些国家以及印度等地，反对转基因的声音非常活跃。同时，也有一些“科研成果”出来，如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致癌实验。你如何看待这些研究？
休·格兰特：1990年，转基因技术当时面对的都是假设，但现在已经快到2014年了，科学证据已经给出了结论，没有模棱两可的东西。在孟山都，你会看到独立的、有同行评议过的数据，是毋庸置疑的。
在早期，人们担心安全问题。但经历了20年的时间、1.7亿公顷的种植面积和数以万亿顿餐食，尚没有哪怕一例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出现。这些是数千篇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的结论，科学道理是非常明晰的。
转基因安全的讨论，已经成了情绪化的讨论。我们很难赢得一场情绪化的辩论，而科学必须是非常清晰的。我不认为争论的声音会轻易消失，不会有一天，这一页忽然就翻过去了。但在争论的同时，我们要考虑到还有许多饥饿的人们，这是我的观点。
财新记者：除了提供科学证据，孟山都是否有其他的策略来回应这些指责？
休·格兰特：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解释，并阐述这些（转基因）产品的好处。我不清楚中国的情况，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很多人在高中之后就放弃了对科学的学习。科学教育非常艰难，科学家的声音很难被听进去。所以，我们也在花更多的时间与科学界合作。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农民正在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农民的声音是独立的。
财新记者：不少人认为，转基因破坏了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你有何看法？
休·格兰特：玉米和大豆，都有上百种不同的品种，在每个物种之中也有多样性，然而某些物种的单一种植是目前的现实，现实就是只要人类还在使用作物，这个情况都会存在。
我认为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在一块田里轮种作物。就像我们的祖先做的一样，在大豆、小麦、玉米等作物之间选择轮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这也是我们正在花时间研究的。
“决定应由中国作出”
“这场讨论是在中国进行，涉及的是中国公众，所以我认为我无法插手这场讨论”
【背景】与欧洲的“反转”主要源于对有机农业和自然农作物的追求不同，中国的“反转”运动起源的原因更加多样。中国官方和科学家不擅长与民众沟通，这为“反转”声音提供了空间。
在中国早期的 “反转”力量中，来自欧洲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支持无疑是最有力的。例如，2005年，绿色和平发现一些中国科技公司擅自将试验稻种供向市场，最终逼迫湖北省农业厅铲除了已种植的上万亩水稻。
2012年8月，“黄金大米事件”曝光。研究者提供了跨国公司先正达集团研制的转基因“黄金大米”，受试者为72名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的学生。其中24名儿童在21天的时间里，每日午餐进食60克“黄金大米”，但研究人员隐瞒了试验中使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仅发放了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页，违反了国际医学伦理准则。事情曝光之后，研究人员致歉，试吃大米儿童获得经济补偿。在这一事件中，绿色和平准确地抓住了相关部门涉及违反规定或程序的事实证据，并在现有法规、科学伦理的框架内提出质疑。
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环保组织的“反转”方式，还是在科学范畴之内（基因农业网注：绿色和平的反转绝非仅在科学范畴内。就在2013年8月8日，绿色和平组织雇佣数百名暴力者冲进并破坏了菲律宾黄金大米试验田。其反对黄金大米的言行，正是其反科学的本质体现。）。另一种天马行空式的声音，则将转基因妖魔化和政治化。2008年开始，一家政治评论网站发表了大量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文章，声称转基因技术受“美国控制”，是“灭亡中国的阴谋”，并指转基因玉米“造成广西大学生精子质量降低”、某食用油公司使用转基因大豆“祸国殃民”。
财新记者：你觉得中国需要转基因作物吗？
休·格兰特：这不是某一个公司可以决定的。关于中国粮食生产的决定，是战略性的。我不认为转基因将是惟一的决定，但非常清晰的是，中国粮食的产量需要进一步增加。
要还是不要转基因作物，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做决定。我是一个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欧洲人，我很难说出“相信我”。我认为，对于转基因安全性的评价，必须在中国、为中国，而且由中国科学家和监管者来完成。
财新记者：你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基因讨论了解多少？在中国，一些人认为，孟山都是一个阴谋，是“美国政府用来攻击中国的生物武器”。你是否听说过？你怎么看？
休·格兰特：我认为很可笑。事实、真理、常识和科学道理是合理决策的基础。对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司来说，当讨论偏离了事实和科学道理，变得多么奇怪都会有可能。你说的这个指控我并不知道，但事实是，孟山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许多其他公司，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也一样。
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作为回击。未来我们将怎样供养多出来的20亿到30亿人口？这个话题更值得关注。我不会浪费时间忧虑那些疯狂的噪音，而会致力于参与关于水资源和土壤的更加有意义的讨论。
财新记者：不少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士目前无法找到科学证据，但他们仍认为转基因有潜在的、未知的风险。这种说法现在很有市场。你如何评价？
休·格兰特：你可以选择面对“如果”，你也可以面对现实。现实是，这些作物已经种植了将近20年了，科学证据也已经过了同行评议，并且获得了独立监管机构的肯定。说到安全问题，我可以理解有不同声音的存在，但现实是，科学界已经完全地反驳这些说法。我认为在一场科学的讨论中，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所在星球的饥饿需求，这些科学技术能够提高食物的品质和营养。
与不理性的声音争辩非常困难，我只能陈述事实，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正如多年前的一些陈词滥调，如“人就不应该飞翔”，所以飞机就是危险的。我理解这些技术所带来的改变会让人们感到忧虑。但这场讨论是在中国进行，涉及的是中国公众，所以我认为我无法插手这场讨论。
财新记者：中国科学家已经在生物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们遇到了反对转基因群体的极大反对。你对他们有何建议？
休·格兰特：他们应该准备好发言，应该讲出他们的工作成果和对于社会的影响。有些时候，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非常聪明，但他们在对外发言方面并不擅长。科学家们应该越来越多地提高他们的沟通技巧，介绍他们自己的工作，驱散科学工作的神秘和恐惧感。
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人终将面对这些挑战。我的建议是，重点要放在年轻人上，要和年轻人对话。
孟山都争议
“关于种子垄断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是非常傲慢的。对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同”
【背景】2013年5月25日，全球多个城市爆发了针对孟山都的示威游行。游行的组织方声称，52个国家和436个城市都曾举行集会和游行。
孟山都成立于1901年，初创时并非以农业为主要业务，而是一家化学品公司。它开发了从糖精、化肥到杀虫剂、除草剂等一系列产品，带来的环境问题引起许多争议。
上世纪80年代，孟山都将发展方向转向农业，成为全世界最早投入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公司，并在该技术领域一直保持着绝对领先的地位。
孟山都在农业生物方面的一家独大局面，在全球多国招致了垄断种子专利的指责。
2009年，美国司法部曾展开针对孟山都的反垄断调查。2012年，孟山都宣布该调查已经结束，目前外界未发现美国司法部门对孟山都采取制裁手段。
财新记者：为何孟山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将业务重点从化学品转移到生物农业上来？
休·格兰特：在上世纪80年代，孟山都改变了研究和发展方针，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举措。当时的团队相信，生物领域比化学领域存在更多的机会，解决产量问题的关键在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而不仅是杀虫剂的发展。这也推动我们在研究作物本身机能方面的巨大投资。
那是一次相当大胆的举动，但收效甚好，许多其他的公司也开始跟随我们走向这个方向。
财新记者：孟山都的转型决定是谁做出的？
休·格兰特：我的前任者们做出了这项决定，这基于当时的分析，即“我们的下一公斤大豆、棉花和玉米从何而来”。到今天，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产量翻倍，同时只使用一半的化学品和花费。这些远见意义重大，也包含了商机。
财新记者：你如何评论外界关于孟山都进行种子垄断的说法？
休·格兰特：关于种子垄断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是非常傲慢的。我认为，不管你身在何处，获得技术和优质干净的种子都是重要的。对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同，种植者们会重视产品的表现，他们将根据自己的需求运营自己的生意。
在美国，玉米的平均产量大概是每公顷10吨；在巴西、印度和墨西哥，产量只有大约5吨，与中国相似。在非洲有些地方，这个数字是大约1吨，非常之低。如果说贫困的人们不配拥有科技，显然是一种等级主义的说法。所以一方面，你可以说“这是垄断”，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将产量保持在1吨，继续高兴下去。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为什么贫困弱小的人群不能与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享用同样的科技？为什么今天非洲仍然没有达到印度那样的产量？
几年前我曾经到访非洲。一位种植者向一位谈论技术是如何危险的美国女士发问：“你有冰箱吗？”她回答“有”，然后他问她什么时候开始有冰箱的，她说一直都有，然后他说，“我也希望有一台冰箱。”
财新记者：为什么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大豆、玉米和蔬菜上？
休·格兰特：最初启动时，我们考虑过许多作物，当时必须要做出选择，有所侧重。于是我们将投资计划缩短，集中在大豆、玉米、棉花和蔬菜这些全球种植的关键作物上。蔬菜比较晚，大约在八年前加入我们的计划。我们对蔬菜的研究重点是提高它们的口味和营养价值，因为我们相信在未来30年-40年，蔬菜会成为人们日常饮食中更加重要的部分。
财新记者：许多中国人以大米作为主食，中国在水稻育种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孟山都是否有计划开拓水稻研究的领域？
休·格兰特：目前没有。我们的中心是大豆、玉米、棉花和蔬菜。但我认为同样的原则是适用的。在水稻种植方面，同样有巨大的机会存在于更好的育种系统中。
孟山都下一步
孟山都的首席技术官获得世界粮食奖，“代表了（社会）对于转基因技术重要性的承认”
财新记者：在进行转基因种子研究20多年以后，孟山都的首席技术官获得“世界粮食奖”。你如何看待这个奖？
休·格兰特：“世界粮食奖”对孟山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其实不仅对我们公司是这样的，也代表了（社会）对于生物技术重要性的承认。
我非常为傅瑞磊博士的成就而骄傲。这些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距离最早的开拓性工作有30年了。诺贝尔奖通常也需要30年-40年才能拿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时刻，他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这个奖是非常好的承认。
财新记者：孟山都近期在全球范围内还有什么进展？
休·格兰特：与盖茨基金会的合作项目，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基于他们的帮助，我们今年在美国启动了第一个抗旱玉米的项目。现在已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开始了田间试验，我们提供免费的基因技术和种子。南非洲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水源。
从地理意义上来说，近年我们进入巴西和阿根廷是非常重大的一步，最近在非洲进行的田间试验中所用到的产品的发现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财新记者：孟山都的抗虫棉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但很快有本土的相似产品出现，并获得政府支持。你是否担心同样的情况会发生在其他的产品上？
休·格兰特：这种情况总是可能的。重复同样的做法，但是期待结果会有不同是非常愚蠢的。我们会进行更多的创新，增加开发的速度。在美国，我们已经连续十年实现增长，如果你向一个种植者证明你的产品一年比一年好，他们会在购买的时候优先考虑你的产品。种植者们非常聪明，他们永远都在寻找更好的产品。他们虽然是小种植业者，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聪明。
如果说不担心（知识产权保护）就太幼稚了。但我已经看到了对科技的尊重（在中国）正在越来越成为重点。在开始合作时，我们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同中化集团的合作已经有十年，同中国种子集团的合作也有很长时间。与其他的生意相似，拥有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婚姻一样。
财新记者：你提到，生物技术不是解决粮食短缺的惟一方案，孟山都还在发展别的方案吗？
休·格兰特：产量决定于种子的基因本身，生物技术是一个工具，它能够保护产量。一个农民将种子种入土壤，从那天起种子要经历虫害、病害等一系列威胁。所以生物技术是重要的，但育种也同样重要，就像鸡和蛋一样。你需要好的育种，这是两方面的问题。
另一个我们越来越重视的方面，我们刚刚收购了旧金山的一家公司，这是在农艺方面的投资。粮食产量并不仅仅与种子相关，决定因素还有周边工作，如怎样更好地管理土壤，如何预测天气。对于世界各地的种植者来说，最大的变数在于天气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正在做与气候数据相关的研究工作。
我并不认为生物技术能够拯救地球，它只是工具之一，生活要比这个复杂得多。展望十年以后，孟山都会在农艺方面有所进展，并且对作物种植的看法更加全面。
财新记者：孟山都未来还想做什么？
休·格兰特：目前看来孟山都是成功的，但我认为我们还处在非常初期的阶段。在这个领域，最大的机会仍然在前方。
如果考虑到水资源，目前农业占了世界淡水使用的70%，剩下的30%才是日常的生活和工业用水。然而，农业对这70%的水资源的使用，并不是可持续性的。所以，我们面前真正的机会是，如何能够培育出更多、更有效地使用水资源的农作物。显然，在高效地使用土壤，更小心地利用水资源方面，仍然有真正的机会存在。■（实习记者汪霖、马威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