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 ，一个无辜的“反转”靶子

草甘膦是全球农业生产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除草剂，至今已应用40余年，在全球160多个国家登记和使用。近日，网络上个别声音，试图将草甘膦与农业转基因技术强行捆绑在一起，借此混淆视听，诽议转基因技术安全性。草甘膦与农业转基因技术之间究竟是否有关联，草甘膦对可持续农业有怎样的贡献？小转在此为大家答疑解惑。

草甘膦与转基因，本质上是两回事儿

草甘膦是一种广谱灭生性除草剂，由美国化学家John E. Franz于1970年合成，并于1974年在美国作为除草剂登记注册使用。农业转基因技术则是一种现代育种技术，通过引入外源基因培育出更高产和抗逆性更强的作物品种，直到1996年才在美国大规模推广应用。从时间上看，草甘膦比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早问世20多年。

由此可见，草甘膦与转基因没有直接关系。但为什么草甘膦会和转基因技术强行联系在一起呢？
这是因为，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部分作物基于生物技术成功引入耐草甘膦基因，农民得以更有效地管理田间杂草。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拓展了草甘膦的应用范围，转基因作物也伴随着草甘膦使用得到了发展和推广应用。

但转基因作物的性状种类远不止于耐草甘膦这一种，草甘膦的应用范围也同时包括转基因与传统作物。因此，将草甘膦与农业转基因技术混为一谈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出版社《草甘膦与转基因：一场科学邂逅》（2016.10, ISBN978-7-109-22136-9）

“转”与“非转”，都在用草甘膦

草甘膦同样作用于非转基因与转基因作物领域。草甘膦低毒、环保、高效，在160个国家都有售。资料显示，2015年全球草甘膦市场份额分别为南美（35.5%）、北美（23.4%）、亚太地区（21.6%）三个主要农业区域占据了全球草甘膦市场的前三位。


图片来源：”Glyphosate Market Forecast to 2022”, MARKETS AND MARKETS

对中国而言，草甘膦不仅在中国农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近年来是中国最大的农药出口品种。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出口草甘膦达47.7万吨，占中国农药总出口量的34.76%，约9.96亿美元

在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方面，草甘膦更是体现出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适用的特点，其使用量的持续增长不仅体现于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还预计在德国、法国、日本等非转基因种植国家保持增长，证明草甘膦与农业转基因技术之间不存在必要关系。


图片来源：”Glyphosate Market Forecast to 2022”, MARKETS AND MARKETS

数据显示，2015年草甘膦在全球范围内的非转基因作物领域中的用量达到35.68万吨，仅比其在转基因作物领域的用量少13.45万吨。未来，由于粮食需求的增长，非转基因及转基因作物领域中的草甘膦用量预计均有望稳定增长。


图片来源：”Glyphosate Market Forecast to 2022”, MARKETS AND MARKETS

此外，保证农作物产品安全健康，关键是控制草甘磷在农产品表面的残留量，即——将危害控制在沒有风险的水平之下。而农药残留有专业的标准，与农业转基因技术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一起算笔账，没有草甘膦会怎样？

草甘膦是现代农业中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它，农业生产及农民收入究竟将蒙受怎样的损失呢？





图片来源：Glyphosate Task Force (www.glyphosate.eu/glyphosate-basics/waht-glyphosate)

最后想说的是，草甘膦本质上是除草剂，比农业转基因技术“大了20岁”，两者是两回事儿！农作物病虫草害防治，不靠科技靠，靠人力？刀耕火种，倒退历史？又是何苦呢？


附赠“草甘膦宝典”——常见问答Top5

1 草甘膦致癌吗？

按标签说明使用草甘膦是安全的，不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任何不合常理的风险。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成立的农药残留联席会议（JMPR）、美国环保署（EPA）、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BfR）、加拿大有害生物管理局（CPMRA）、和澳大利亚农药和兽药管理局（APVMA）等在内的全球多家监管部门和独立的科研机构也就草甘膦的安全性进行过评估，反复重申草甘膦不致癌。

2 食用喷洒草甘膦的植物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影响？

喷洒草甘膦不死的转基因植物为何与非转基因植物一样安全。原因一：传统植物天生含有一种蛋白质 / 酶 EPSPS，它能产生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芳香族氨基酸，而草甘膦的作用是阻断这种酶。原因二：美国各地多个区域种植这些植物，用草甘膦治理，对这些植物生产的所有可食用的部分进行广泛分析显示，转基因植物的组成成分与同一地点种植的传统植物相当。原因三：美国环保署及全球其他机构对各植物的除草剂用量和除草剂喷洒时间做出了限制，以确定该除草剂在植物材料本身中的分解情况以及在土壤中的降解速率的科学数据为依据，最终确定了生长季初可以喷洒的草甘膦量。

3 草甘膦残留与环境和人类健康、包括自闭症患病率增加，是否存在关联？

完全没有证据显示草甘膦使用的增加与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患病率的增加存在任何关联。由于抗草甘膦作物的广泛使用，草甘膦的使用增加了。而且同一时期ASD 的患病率似乎也在增加。但仅仅因为两件事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或就此而言存在任何其他关系）。如，1997 年至 2007 年，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了28%；但也没理由相信草甘膦使用的增加造成了这一变化。没有可靠的假设来解释草甘膦暴露如何可能会引起 ASD。经常为自闭症撰文的研究科学家 Emily Willingham 指出，综合各种证据表明“诊断的替代性以及认知度和认可度的加强是（ASD 患病率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她还表示，“几乎没有公开的证据”支持农药暴露与 ASD 诊断有关这一观点。

4 草甘膦扰乱人类的生化路径吗？草甘膦与罹患自闭症、老年痴呆症、肥胖症、厌食症、肝病、生殖和发育障碍、癌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吗？

最早提出该种假设的，是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名计算科学家Stephanie Seneff 博士。尽管Seneff博士是一位科学家，但她不是植物学家、分子生物学家或人类疾病专家。她利用 MIT 的关系和博士头衔制造无证可循、诉诸权威的论点。她的假设源于“外源性符号熵”（Exogenous Semiotic Entropy），发表在付费刊登、影响力非常有限的物理学杂志《熵》 (Entropy)上。没有证据显示该论文通过同行评审。事实上，该论文只提出了多种假设，无一经过检验 ，只是试图让草甘膦与常见健康疾病产生关联。这些疾病关联均不受现有的毒理学测试、实验支持，也不受草甘膦暴露与人群患病关联性观测的支持。

5是否有科学证据表明草甘膦对胎儿构成潜在威胁？

关注生殖和发育安全的科学家着眼于两个不同的信息来源：动物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在上述的两种来源，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或重复性的流行病学证据可以证明与草甘膦有关的发育影响。包括美国环保署（EPA）在内的全球法规监管机构已经对草甘膦进行过全面评价，没有发现任何能够将草甘膦与生殖和发育缺陷相关联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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