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改写人类的未来


上帝造人是神话。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基因编辑赋予了神话成为现实的可能。

想想看,如果用基因手术改造人体细胞,阻断病毒进入人体后的异化,并控制人体内部免疫系统的应激反应,这样一来,白血病、HIV(艾滋病)、白化病、亨廷顿舞蹈症、镰刀形红细胞贫血症等一系列难以攻克的先天、后天疾病,都可以得到治愈的机会。事实上,基因手术已经取得了以上疾病的小范围临床成功。

推而广之,既然它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健康的身体,那么,我想变得更漂亮呢?双眼皮、高鼻梁,或者,我想延缓衰老,永葆青春。我还想要聪明一点,智商、语言能力、分析能力、气质等都要有大幅的提升。哦,还有我的孩子。能不能通过基因筛选,在先天上保证他们的优秀?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是个钢琴家,所以先天设计时他的手指一定要足够长,还有他的听力敏感度也要上调。

但是,规划设计好的新生儿,他们拥有独立的生命和人格吗?或许,他们只是满足家庭期待和社会需求的工具?千篇一律的所谓“优秀”个体,他们真的能承担社会进化的职责吗?如果有钱有权的家庭可以利用基因技术占据更多的竞争优势,那么,这将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不公平进一步固化。

浙江大学教授、“文津图书奖”获得者王立铭,在《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以剥洋葱的方式,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逻辑清晰地推进着发展的脉络。乱花渐欲迷人眼,正在幽微无绪之时,突然间峰回路转,天地开阔,我们体验到了科学家们经历过的那些困惑、激动、惊讶和狂喜。

由“达尔文的麻烦”开始,然后是孟德尔那几颗不起眼的黄豆,曲径通幽,殊途归一,现代遗传学揭开了序幕。懵懂混沌的原初研究时代,科学家想搞懂“什么是遗传物质”,20世纪中期,随着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有关双螺旋的发现大致完成。在那之后,科学家们主要解决“怎样做”,如何让基因研究为人类所用?这是科学史上激动人心的篇章。这不仅是人类战胜疾病的过程,也是商业资本的追逐,还有人性的较量。

在与病毒感染的斗争中,人类无疑处于战略劣势地位。我们的基因组很庞大,任何一个基因发生复制错误,都会使人类生命受到威胁。科学家设想:寻找到DNA长链上需要编辑的位置,拿一把剪刀剪两个断口,把错误的DNA片段拿出来,换上正确的序列,再用针线缝补好就行了。具体的实施过程,显然不可能简简单单完成。

想象一下:我们的人体从一个受精卵开始,经过数十万亿次的细胞分裂,受精卵细胞中的DNA分子经历数十万次的半保留复制,才造就了你我今天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人体内的DNA分子总长度已经扩展到了上千亿千米。每一点细微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大错。18岁男孩杰西•基辛格的死亡,引发公众的质疑,无辜的生命付出了代价,科研本身亦一度停滞。

锌手指蛋白组合何以成为基因组GPS?转录因子为何具有准确识别和结合特定DNA序列的能力?科学家怎么想出利用病毒把特定基因运到指定位置?如何克服病毒进入人体后的副作用?哪些是合适的天然剪刀、机器手和针线?怎样确保修补的精确性,不会出现丢失或增加?每一个细节的完成,每一个步骤的推进,就像一场场殚精竭虑、耗尽心血的战役。

回望过去的百余年,尤其是最近的20年,从1996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直到2015年中国中山大学的黄军所进行的人体胚胎实验,伦理语境下的批评和争议一直伴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双刃剑的效应让人们忧心忡忡。王立铭说,基因编辑这种技术手段的推进,“最终一定会从科学走向伦理学,触及人的定义、人类个体的独立性等终极问题”。科学的脚步不能停止,只能在两难的境地中不断摸索、尽力平衡。无论如何,这注定是一次奇妙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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