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值提高5倍 清华怎么做到的
清华大学的实验室。 南方日报记者 梁维春 摄
6月初的北京，气温渐高。沿着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一路向北，到达清华西路的路口，便可以看到清华大学的西门。在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门口，等着进去参观的游客排起长长的队伍，脸上透露着兴奋和焦急。
而在校园内东侧的蒙民伟科技楼内，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仍在进行着对于脑起搏器的研究和实验。作为由清华大学主持，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和北京天坛医院参与共建的国家工程实验室，清华大学聚焦于前端研发，品驰医疗发力于产业化，天坛医院则提供更多临床反馈，三者良好的产学研医合作，让这间实验室创造的脑起搏器一举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今年将实现国内市场占比60%，并走向全球市场。
作为国家长期重点支持的高校，清华大学产生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建成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和多个省市建立了联合研究院和产学研合作平台，以促进这些成果的转化，接连孵化出清华同方、清华紫光、北京品驰等一批全国知名的高科技企业。
那么，清华大学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在推进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该校可以为其他高校带来什么经验？南方报业科交会全媒体报道小组来到清华大学进行了深入了解。
清华脑起搏器打破美国垄断领跑全球
走进位于清华大学的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各种实验设备摆满了工作台，技术人员正忙着做各种测试。在一台设备上，一根白色的导线连在设备顶端，在机械杆的带动下不停地左右扭曲摇摆。设备上的电子屏显示，这根导线已经扭曲了4.7万多次。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人机与环境工程研究所副所长、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郝红伟介绍，这是在对脑起搏器中神经刺激器的导线、电极等部件做弯曲疲劳试验。因为它装入人体后，会随着脖子的摇摆而扭曲，必须保证它能够经受足够多次的扭曲才能投入使用。
脑搏器是目前最尖端、最复杂的植入式医学电子装置之一，它可以通过慢性电刺激来治疗帕金森症、癫痫等疾病。遗憾的是，以前这种技术被美国垄断了。2000年，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李路明启动了这项研究，随后组建团队并成立公司，利用他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积累实现了自主创新。小小一个脑起搏器，涉及1400多种原材料、元器件。经过反复试验，并取得相关资质，清华的脑起搏器于2013年正式走向市场，2015年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郝红伟介绍，现在，美国的一台脑起搏器价格大约是30万元人民币，我国的大约是20万元，要便宜很多。而且相比美国产品，我国的可以实现无线充电，可以在磁场环境下工作，不影响患者做磁共振等检查，使用和维护比较方便。
“这应该是清华大学从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最后走向成果转化的非常好的案例，带来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它打破了美国的垄断，很多方面比美国的产品还要好”。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提到它时，言语间满是自豪感。
据介绍，2016年，清华的脑起搏器约占国内市场55%，美国进口的不到一半。今年国产的脑起搏器预计可以占国内市场的60%。如今，清华的脑起搏器还卖到了巴基斯坦，于今年6月初接连做了3台手术。今后将瞄准全球，开拓更大的市场。
激励政策使成果转化值提高5倍
那么，这项由李路明教授牵头的技术成果，在转化过程中得到了清华大学哪些扶持？
薛其坤介绍，清华在立项、技术研究、后期开发、研究经费等方面都有支持。其中最关键的是人员上的支持，李老师是学校的教授，要完善他自己科研和教学，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做成果转化。对于这种情况，学校有不同的团队和人员一起做好成果转化的工作。在成果转化的后期，学校的投资公司也给予了支持。可以说，正是因为清华大学有一套完善的成果转化机制，以及专业的团队，最终推动了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
据介绍，在国内高校中，清华大学较早地建成了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该校以清华的校地合作办公室、技术转移院、清华与企业合作委员会、清华科技开发部、清华成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主要支撑力量。以清华的人力和科技资源为核心，以先进适用的海外技术为补充，为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提供开放式平台。
2015年，《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评估、处置和利益分配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其中规定，科技成果通过技术许可、转让所获现金收益，对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奖励70%，学校和成果完成人所在院系各享有15%。如果成果投资作价成股权，学校直接奖励70%股权给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完善、透明且诱人的激励机制给清华的成果转化注入了催化剂，一大批科研成果进入了转化阶段。从这两年来看，年均有近20个作价入股的项目。另外，知识产权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换算的资本量提高了5倍以上。
每年和企业达成1700项科技合作
如果说清华大学的激励机制为该校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提供了动力，清华所搭建的各类产学研合作平台和渠道，则为成果转化提供了覆盖转化全周期的服务支撑。
早在1996年，清华大学和深圳市就联合建立了清华大学研究院。随后，陆续在北京、河北、浙江、四川等地建立多个研究院。通过这些研究院，清华大学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并结合当地经济基础，推动了多个产业的发展。
而在更早的1994年，清华大学开始建设科技园，随后在上海、昆山、威海、沈阳和福州等地建立分园和创新基地，以孵化高新技术企业，辐射区域经济。经过23年的探索，清华科技园已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运营模式。园区多项自主创新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许多孵化毕业的企业成长为行业中的领军者。
2004年，清华大学成立科研机构管理办公室，以构建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企业合作平台。截至今年3月，该校有355个科研机构，其中有149个是国家批准建立的。这些机构作为一线的科研及成果转化平台，大大促进了学校技术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再创新，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先进技术。
同时，清华大学多方参与校地科技合作基金的运作，为产学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有的是由地方政府主导，企业直接受益的合作基金。还有一种是校地联合主导，校企共同受益的基金。以2015年清华与苏州市的“清华大学—苏州市创新行动计划”为例，苏州市每年提供5000万元以上，5年总共不少于5亿元的资金规模为该计划的专项经费。
通过各类产学研合作平台的搭建，清华已与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80多个地级市签署了战略或全面（科技）合作协议，每年与企业的横向科技合作达到近1700项。薛其坤认为，正是因为清华大学为学校的成果转化提供了完善的机制，以及流水线一般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才有了该校和各地在产学研方面的广泛合作。
携10项国家级科技奖项目参加科交会
即将在6月22—24日于广东惠州举办的首届中国科交会上，清华大学将带来10个A类项目，全都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或国家技术发明奖的项目，涉及广播电视工程、立体视觉、互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能源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高端领域。
其中，“DTMB系统国际化和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用于地面数字电视系统中，该项目可以在节目编辑和信源编码之后，对数字电视信号进行信道编解码、调制解调、发射接收等地面传输技术处理，主要可以解决传输效率与可靠性问题。该项目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就达到112项，通过理论创新、技术突破、标准制定、产业化到工程建设，最终实现了DTMB标准及其产业的国际化，并在第一代四大同类国际标准中取得“技术领先”的评价。
另外，“高能效动态可重构计算及其系统芯片关键技术”项目可以解决集成电路的相关问题，“支持服务创新的可扩展路由交换关键技术、系统及产业化应用”项目可以加速我国网络通信核心产业的技术突围。“新一代立体视觉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在立体视觉的多项核心共性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技术成果及装备，实现了立体视觉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除了10个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国家技术发明奖的项目，清华大学还申报了50个重点推广项目，组委会将从中挑选15项作为重点成果进行展览。另外，还将有2个项目进行路演，有望与企业或投融资机构对接。届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将参加科交会，并做主题报告。
“科交会举办期间，很多企业也会参加，这为成果转化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对接和交流机会。清华大学是很多先进科技成果的持有方，期待这次能有成果在惠州落地”，薛其坤说。
■对话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人机与环境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郝红伟
科研人员最期待
成果转化政策的滋润
南方日报：从你们和李路明教授合作的脑起搏器成果转化项目来看，你们得到了哪些支持？
郝红伟：一是来自政府和企业的经费支持。因为做联合研发很多地方要花钱，包括这个实验室的房租、设备、招博士后和研究生的经费等。二是平台的支持。比如我们要做临床实验，但一没工厂，二没资质，只能由合作企业去申请。由企业负责工艺开发、质量控制、生产和临床实验，清华大学只需专心做好这项技术的研究。
可以说，在一项创新成果的转化过程中，学校、企业、医院等各负责一个环节，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完成它的转化，这样才是合理的，也是高效的。
南方日报：转化之后，公司的股权结构是怎样的？研发团队在里面有股份吗？
郝红伟：由于参与投资的有学校的基金、市政府的投资基金和外面的风险基金，因此这几方都拥有一定的股权，研发团队的股权在学校里面。
南方日报：你们怎么看这个项目中具体的股权分配？
郝红伟：其实说实话，老师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要有清楚的制度，得到政策的滋润，要明白我们做这个事情是被鼓励的，而且有各种扶持，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做。至于说回报多少，其实对老师来讲，这还不是最关心的，为什么？因为只要我的成果实现了产业化，我挣的钱肯定比当普通老师拿工资和津贴要多得多。
大家最担心的是，在不清晰的政策下，有了一项技术成果，想拿去转化又担心不让，不转化又觉得太可惜了。
南方日报：总体而言，如何评价当前高校成果转化政策？
郝红伟：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虽然总体上不错，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放大步子。比如现在老师做技术转移，在评职称时就不好评。由于高校总体上还是做基础研究，这样一来在评价体系中，还是发文章的人占便宜，做成果转化的老师要吃一点亏。所以，还是希望在高校教师的评价体系上迈出更大的步子进行改革。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刘光明宝
曲广宁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