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万岁天山冰川生命只剩50年 人类活动逐渐远离
李忠勤心里很清楚，自己那位沉默的老友快不行了。
它已经沉默了480万年。尽管最近这20年，李忠勤一直在努力把它的情况告知外界，但在这位中国科学院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以下简称“天山站”)站长看来，根据最新的“体检报告”，位于乌鲁木齐河源区的天山1号冰川，只剩下50年生命。
这相当于一位80岁的老人，进入不到8小时的死亡倒计时。
这位“老人”见证过火山喷发、洪水肆虐、核弹发射。它的躯体融化成水，顺着河流进入有8个区县、51个民族、355万人口的城市，滋润着乌鲁木齐市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它融化速度加快。
根据天山站的预测，未来某天，这个庞然大物会在日光下彻底化为浑水。按照目前的速度来看，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给冰川体检
天山1号冰川是中国观测时间最长、资料最为详尽的冰川，也是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长期选定的参照冰川之一，它的面积、气候、位置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生与死，能预言全世界冰川的命运。
“我这个人只看眼前，不太考虑以后。” 27岁的陈建安说。他是天山站最年轻的职工，爱穿一身黑，嗜烟。站长李忠勤是他的“老板”，也是长辈。陈建安的父亲在天山站做了20多年后勤工作，开车、做饭，有时也负责观测。上小学之前，他就来过1号冰川。
在皑皑积雪之下，这是一座由固态降水积累、压实、结晶、冻结而形成的巨大冰体，即使表面积雪消融，它依然存在。
那时他5岁，冰川480万岁。在巨大而耀眼的白色背景中，两条冰河从三座尖锐的山峰间流泻而下。
“就是一个大冰块嘛!”小男孩儿眼睛被晃得睁不开，掉头就跑。
当时他并不知道，两年前的1993年，天山1号冰川原本相连的末端彻底分离，成为各自独立的东支和西支。他更不可能想到，十几年后，自己会将观测“冰块”作为自己赖以谋生的职业——和父亲一样。
这份工作近乎寂静。山上刚下了一场雪，一脚踩下去快要没到膝盖，陈建安和同伴穿着雨靴行走在雪地里，耳边只能听到呼呼风声和自己粗重的喘息。唯一一处从雪地中露出的冰面位于冰川西支末端，像一只匍匐巨兽的爪子。盛夏将至，覆盖在山体表面的积雪会消失，整座冰川将显露出来。
从山脚下仰头看上去，冰川显得更大了。陈建安塞上耳机，用激烈的电子摇滚乐抵挡着周围的静默。他中专肄业，“如果能找到工作，应该永远不会再来这里。”
“爬山的时候他们不听歌，好像就我一个人这样。”陈建安说。“他们”指的是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研究员，以及李忠勤从高校招收的学生。从1959年建站至今，几乎每年夏天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他们”都要对天山1号冰川进行两次系统“体检”——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顶端，测量这个“巨人”的体型、体温和身高。最近的一次，是2017年4月底。
李忠勤好几年没承担具体的观测任务了。他几乎走遍了全中国的冰川，但每次出发前依然期待。起初源自好奇，现在则是熟悉。4月底的这天，天气很好，他只穿一件单薄的卫衣坐在雪地上，头顶裸露着白发，眼睛盯着冰川看。在站上待了十几年，他正在跟冰川一起变老。1.54平方公里的冰川上投射着云层的阴影，55年前，它的面积是1.95平方公里。
在冰川的东西两支，近50根红白相间的“花杆”按照等高线均匀分布。海拔从低到高的编号依次为A～I排，一直延伸到冰川平坦的顶部。陈建安的工作就是跑遍花杆的每一个位置，用纸笔记下它露出雪面或冰面的长度，通过与往年的数据对比，研究人员会推算出冰川的积累量与消融量的差值，即“物质平衡值”，这个数值的正负能反映冰川在生长还是衰亡。
这份工作意味着什么，陈建安不感兴趣。在冰川上，大家干一样的活儿。下了冰川，他与其他人身处两个世界。别人讨论科学话题时，他从不摘耳机。他的桌子上摆着鸡尾酒，烟灰缸里塞满烟头。
夏天的时候，他躺在冰川上侧过头，能清晰看见冰面上嵌着细小灰暗的颗粒。这些颗粒正在逐年增厚、变密，有的地方颜色已经和陆地一样深，甚至长出暗色的藻类。
“就像人在夏天穿了一件黑衣服。” 李忠勤说起自己打了无数次的比方，“这些冰尘颗粒在冰川上形成污化面，导致冰面反照率逐年下降，更多的光能和辐射被冰川吸收。”这是冰川加速消融的重要原因之一。冰川无力反抗这件“死亡黑衣”，只能穿着它，任由冰雪“肌肤”慢慢融化萎缩。
天山站的展室内有一张图表，它显示，30多年来，天山1号冰川的积累量远远小于消融量，一个大大的红色箭头，一路向下方指去。
死亡的讯号
陈建安的脚印已经围着冰川从右至左划了一个“n”形，包里的牛肉干和巧克力也快吃完了。这个季节冰川上还有厚厚的积雪，他走得累了，索性坐在雪上往下滑。
山脚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几个学生还在测量冰川末端位置。他们用白色喷漆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写下当天的日期，那是冰川末端位置的粗略标记。这样的岩石有十几块，从下往上年份越来越近，喷漆的颜色越来越新，岩石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这意味着，冰雪消融速度加快，每一道白漆都是冰川的“病危通知书”。
许多岩石早已随着冰川运动消失不见，或者被冰体摩擦得很锐利。陈建安曾用喷漆在一旁的岩石上涂鸦，后来却找不到了。
最近的测量显示，天山1号冰川在2016年4月～2017年4月的一年间，东、西支分别退缩了约7.2米和6.3米。“黑衣”与“白漆”，意味着这座冰川正在步入死亡。
观测人员回到站上时，太阳还没落山。在这里，黄昏不需要被珍惜，它会一直徘徊到将近22点。19点是晚饭时间，年轻人围坐一桌，“老人”李忠勤在圆桌旁举着酒杯说：“按照当前的速度，天山1号冰川在50年后将彻底消失。”
他没有抬头，眼皮向下垂着，瘦削的背微微驼着，“到时候你们要告诉我。”
冰川脚下，狭长的乌鲁木齐河源同样沉默。过一阵子，封冻的河源将会流动起来，那是冰川生命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天山站是它的必经之地。
几栋一两层高的小房镶嵌在高耸的褐色山峰里。日照强烈，清澈的河水在房子背后日夜击打着碎石，把它们磨得光滑无比。李忠勤已经在站里工作了20年。
“冰川50年后就消失了?”刘师傅一脸错愕，继而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不相信。”他藏在帽檐下的脸晒得黝黑，身后乌鲁木齐河水流湍急。
他是一家冰川水厂负责运水的司机，每天上午8点从乌鲁木齐出发，驾车沿216国道走2个小时的山路，抵达位于天山站旁边的取水点，从地下抽取38公里以外的冰川融水。车后圆滚滚的水箱空空地来，满满地回去。
十几年来，刘师傅早已熟悉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路上不断有大型货车经过，会车时通常需要擦着崖边。几乎每拐过一个大的弯道，一侧的谷底就会出现几台已经跌落成碎片的车。他从来不往下看。
那些货车多是为山间厂区拉货的，车的后斗满载着煤块和石灰石。与另外一条路相比，216国道能将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路程缩短130公里，而且沿途没有收费站。滚动的车轮会带起弥漫的黄色沙尘，一直延伸到冰川脚下的采矿点，形成一团巨大的烟雾，高大的吊臂在雾中日夜不停地摆动。
几乎每天早上，刘师傅都会碰到赶着羊下山的赛力克哈孜，大家都叫他“老三”。这个哈萨克族牧民住在天山站西侧的山上，乌鲁木齐河隔在中间。他家里的电线还是上世纪80年代通过天山站拉上去的。有时陈建安会从山下跑上来，缠着他要马骑。
老三50多岁，穿着米黄色的夹克，戴着鸭舌帽。多年以来，他不敢穿白色的衣服。因为不远处的水泥厂会冒出黑烟，在衣服上留下一道道印子。山上的云杉远看都是白的，树枝一抖就会落下一头一脸的尘土。他有时在山顶熬雪喝，壶底留下一滩渣滓。“有这么厚!”他伸出拇指和食指，中间隔了足有四五厘米。
在家里五个弟兄之中，他排行第三，是成年后唯一放牧的那个。其余的弟兄多是到了山下的乡镇，有的做了教师，有的做了公务员。只有他依然每天赶着上百头羊，“从这个山坡到那个山坡”。
刘师傅发现，这些年山坡上的草明显变矮了。“原来起码十几公分。”他低下头，脚下的草刚刚冒出地表，尚且盖不住裸露的岩土。
太阳一出山，远处矿厂的、路上的、山头的尘土就会混成一团巨大的烟瘴，缓慢地向冰川方向移动，再缓慢降落，为它穿上那件无法摆脱的“死亡黑衣”。
更遥远的死亡讯号，从上世纪80年代传来。天山站的副站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导师王飞腾介绍，1960～1980年代中期，乌鲁木齐河源区的气温和降水尚处在正常波动的范围。自1986年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气温和降水迅速同步增加，河源区进入历史上最为明显的暖湿阶段。据中国气象局统计，2016年中国夏季最高温度突破了历史最高值。从2014年起，全国高温天数逐年增加。
老三明显感觉到，“冬天越来越热”，再也穿不着皮裤和羊袄，山上的雪线也越来越高。
“气温升高，冰川上积雪变薄、结构变简单，各种粒雪的边界变模糊，造成消融区持续扩大。”李忠勤说。十几年来，他与这个老友见面超过百次，眼看着它变得黑瘦、矮小，像个垂暮的老人。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1号冰川的面积已经缩减了约19%。它的“黑衣”越来越厚，冰面从透明变得浑浊。如今，李忠勤要走更远的路，才能到达冰川末端。冰面上积着水珠，滴滴答答地落在地面，像是它生命倒计时的沙漏。
死亡讯号并非只传送到1号冰川，天山区域很多冰川也都穿上了“黑衣”。根据天山站的预测，最迟到21世纪末，该区域80%左右的冰川都会随着这位“老人”一同逝去。届时，夏季从空中俯瞰东西绵延2500千米的天山山脉，白色的枝蔓将会消失不见。
讯号也传送到了南北极，那是全球冰盖最厚的地方。英国的研究人员近期发表报告称，随着气温升高，南极半岛未来或许将成为一个绿色的岛屿。北极响起水流声，融化的雪水一直涌到了“全球种子库”的入口。这个种子库为世界末日而设，储存着全世界82.5万个植物品种，代表1.3万年的人类农业史。
“我不相信。”刘师傅重复了一遍，身后的水箱顶部开着口子，畅快地迎接着喷涌而出的冰川融水，“大自然的事哪是人能控制的。”
水从哪里来
在消失之前，1号冰川依然是世界上距离省会城市最近的冰川。
这位年迈的“老人”与其余6条冰川形成一个“人”字，共同构成了乌鲁木齐河的源头。储存了千年的冰化作清澈的水流，流经低矮的牧场、苍绿的山林，由狭长变得宽阔，一直进入乌鲁木齐市的水龙头里，成为乌市最主要的水资源来源。
每次下山，陈建安总把车开得飞快，他终于可以回家了。要不是坐在后座的李忠勤总是提醒他“慢点”，他能将路上的用时缩短一半。乌鲁木齐河在流域内几乎与216国道平行。沿着国道驱车一路向北，经过夹着积雪的岩石和逐渐密实的植被，大概3小时后，就能跟河水一起抵达乌鲁木齐市，抵达有着金色屋顶的伊斯兰建筑和越来越密集的高楼。
冰川在退缩，城市却在延伸。王飞腾记得，几年前乌鲁木齐市最西边还是一片空地，如今已经是“根本数不清”的全新楼盘。立交桥交叠成5层，桥下写着标语——“加快生态园林城市创建”。
通常情况下，市区南边的乌拉泊水库就是乌鲁木齐河的终点。湍急的河流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而静止的水面，储存着城市里300多万常住人口的生活和生产用水。50多年前，乌鲁木齐河穿城而过，一直流到准噶尔盆地南缘米东区北沙窝的东道海子。
上世纪60年代，为了更高效地利用水资源，乌鲁木齐河被拦截在乌拉泊水库中，古老的河床被改建成一条宽阔的公路，贯穿南北。修建于1940年的和平渠成了乌鲁木齐河在城市的延伸，也成为乌鲁木齐市唯一南北纵贯市区的输水渠。
老张20年前从陕西来到乌鲁木齐，在和平渠边开了一间小商店。他从未觉得缺水，前些年市区偶尔停水，也是因为“管道修理”。
4月刚过，100多公里外的山上，人们还穿着秋裤和外套，老张已经和市里大多数人一样，换上了短袖。他妻子的老家在河南，正在一旁逗孩子去看门外的洒水车，听见交谈也随口插了一句：“新疆不缺水。”
“新疆人口不多，人均水资源量3000多万立方米，从这个角度看并不缺水。”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绿洲生态与绿洲农业研究室主任陈亚宁说，“但是从地均角度而言，新疆极度缺水，和中东国家比都是落后的。”他加重了语气。在南疆，95%的水资源被用于农业生产，而城市用水、生态用水等加起来只有5%。
全疆河流径流量的补给，冰川融水占到25%以上，并且从根本上决定着河流的可持续性。“乌鲁木齐河流域共有155条冰川，已有12条冰川消失。冰川厚度也下降很快，每年平均削薄50～120厘米。河水径流在短期内有所增加，但最终会出现一个拐点，从那以后，水量将会逐年下降，直至成为一条季节性河流。”李忠勤说。
预测这个“拐点”出现的时间，是李忠勤近几年的重要研究方向。他一年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天山站，妻子和女儿都在国外，一年也见不了几次。每天傍晚，他总是趿拉着一双黑色的布鞋，到站旁的河边走上一圈，粗略地观测一下河流的水位、水质和流量。
符万洋是他多年的邻居，就住在天山站以北几百米处的后峡水文观测站上。比起李忠勤的肉眼观测，他的方法要更精确一些。每天早晚8点，他要走上10分钟山路到1公里外的河段剖面处，记录当时的水位数值。
靠近河边的位置依次竖着3根长短不一的测杆，根据不同时期水量大小，分别用来记录当时的水位刻度，外壳早已生锈剥落。岸边的红房子里放着一台手摇的流速仪，可以控制一个75公斤的铅鱼沉入水底。铅鱼上方像箭一样的仪器会随着水流旋转，每转20圈就会“嘀”地响一声。
近几年来，河水更多、更快、更高地冲击着3根杆子，而在未来某天，这些杆子或许再也不会与水流相遇。那支旋转的“箭”，也不会再发出响声。
老张和妻子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是这座城市的普通居民，习惯了水从水龙头里汩汩流出。
几百米外的公路上，洒水车伴着《泉水叮咚响》的歌声缓缓驶过，湿漉漉的马路边闪烁着海水蓝的“海南房产”广告牌。十字路口竖立着3盏椰子树形状的路灯，发出红色、黄色、绿色的光——乌鲁木齐是全世界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几分钟后，一场大风就裹挟着泥沙吹了过来。
请人离开它
陈建安已经很久没见过天山站旁边的水泥厂冒出黑烟了。
厂房空空的，小超市也已经关门歇业。走在路上，很少能看到货车的身影。他觉得这是前几年“好几位领导过来开会”之后的结果。他不知道是什么领导，也不想知道。站上经常有外国人来参观考察，他从不搭话，因为“能力不够，也没必要”。但他会觉得高兴，因为“终于热闹了”。
那些来开会的人是新疆自治区政协、环保厅和林业厅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当时正在筹划设立“天山1号冰川保护区”，李忠勤负责提供近些年的观测数据，为了设立保护区，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连续推动了十几年。
在开了七八次研讨会之后，保护区于2014年4月成立，东西最长约56.5公里，南北最长约43.5公里，总面积约947.68平方公里，地跨3个县市。如今在216国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冰川保护区”的指示牌。
保护区的设立过程，就是人类活动逐渐远离冰川的过程。
工厂在远离。近两年，老三熬的雪水渐渐变得清澈，再也不需要好几层纱布过滤，空气也变得清新。再往冰川上走，路边的矿厂在政府的禁令下都已停工，厂房空无一人，高大的吊臂悬在空中。
游客在远离。以前符万洋每天都能碰到十几个向他问路的人，对方摇下车窗问：“1号冰川怎么走?”现在几乎没了。上世纪90年代，天山站曾经联合政府尝试开发冰川旅游，在末端附近竖了一块书本状的红色标志物，游客越来越多，在冰川表面留下了塑料餐盒、饮料瓶、食品包装袋。
旅游叫停之后，游客依然络绎不绝。许多人爬到冰面上拍照。几公里外，当地的牧民有人会拦车收“过路”费，每辆车收50～100元，就连李忠勤都被拦下来过。那本翻开的“书”上已经被游客刻满了名字，原本的内容早已模糊不清。道路限制通行之后，游客才慢慢减少。
牧场也在远离。已经到了从冬牧场转到夏牧场的时节，可跟老三一样的牧民却一个都没有上来。路边的毡房扎得紧紧的，能看到野生旱獭和黄羊。政府已经在跟这些牧民进行协商，请他们搬离牧场。
乌市交通局有了修新路的计划，5月底或6月初，凿刻在山间已经59年的216国道即将在白天封闭，车辆只允许在夜间通行，一直持续到2018年10月。
老三家所在的山坡上原本有5户牧民，现在只剩下两户，常住居民从50多人变成了十几人。他3个孩子都在城市上学，其中两个马上高考，没人想继续放牧。
由于老三的牧场距离核心保护区较远，政府尚未找他协商。他有些失落：“实在不想放牧了，太辛苦。”这些年雪豹和狼越来越多，“羊都快要看不住了”。几年前，他改建了砖房，一台老式的电视机是屋子里唯一的家电。老伴不会说汉语，默默坐在炕上切菜。她扎着鲜艳的头巾，辫子垂到腰间。
老三不想等下去了。这个50多岁的哈萨克族汉子准备放弃祖业，他不想委屈家人，也不想伤害伫立在远处的另一位垂暮的“老人”。跟天山站做了几十年邻居，他学会了汉语，也知道冰川病入膏肓。“没有冰川就没有水，不行。”他说。
山下新盖了一处气象站，他打算去那边上班。“那里好，有热水，有暖气，还有一台冰箱。等到秋天把羊卖掉，我们就住进去。”
谁还会回来
伫立了480万年，天山1号冰川像一个巨大的记忆芯片，储存着上千年的信息。从现在开始，它只剩下50年的存储容量。
李忠勤和王飞腾曾经从冰川底部抽取过它的“芯片”。那是一段直径6～20厘米的圆形冰柱，几段拼接起来最长能达到140米，是1号冰川最厚的部分。晶莹的冰柱上清晰呈现着一道道深色的“刻度”。刻度是每年春季的沙尘暴在冰面上留下的痕迹，每一道代表一个年份，就像树木的年轮。
随着冰体的重力和压力作用，越往冰川深处，气泡越少，冰体越晶莹，刻度越密集，代表的年份越久远。这条古老的“芯片”封存着无数秘密，李忠勤曾经在里面发现了火山喷发的粉末和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核辐射残留物。国外科学家曾在南美洲一座冰川的冰芯里发现了几万年前的苍蝇。
也许50年后，更多“只有冰芯知道”的秘密会化作一滩浑水，一去不返。
对于天山站来说，李忠勤也像一个记忆芯片。这些年来，他看着观测人员和设备一年年更新换代。十几年前，站上连电话都没有，只有一台10英寸电视机，打个电话要跑到七八公里外的后峡镇上。几年前，观测冰川还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工作人员需要每天跋涉几公里的山路，回去还没有热水洗澡。
直到现在，高山上的观测点还竖着一个浅色的百叶箱，木质的漆面已经剥落，用生锈的铁丝拴着，箱内备用的记录纸已经泛黄发霉。里面放置的两台指针记录仪用来记录当地的温度和湿度。5年前，站上的工作人员马师傅还需要每天按时赶到观测点，记录数据、为仪器上弦。他常年住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站上，有时候半年没人说话。
“当时每月工资才1000元，记错一个数据就要扣50元，就算天上下刀子也得赶上来。”马师傅的脸晒得黢黑。
这一次，他用雪水抹去仪器上的积尘，又上了一次弦。在他身后，是近年新装的传感器、雨量筒，这些仪器可以全天候、全自动地记录气象数据，他再也不需要每天上山了。
最近一次观测中，最新的设备只使用了两三年，包括三维激光扫描雷达。这台设备全中国只有一台，长长的支架上顶着一个音箱模样的仪器，对着冰川左右摆动，能够依靠激光反射对冰川的体积、形状进行描绘，精度达到毫米级别。为花杆打孔的蒸汽钻也不再使用十几斤的煤气罐，新换的天然气罐只有手掌大小。
中国冰川学人才的队伍建设追不上设备的更迭速度。
在天山站北侧的一栋二层小楼里，有一堵照片墙，上面挂着89张人物肖像，从上到下按资历排列。这些照片几乎囊括了所有在天山站考察、学习过的“冰冻圈”人士，也几乎是整个中国的“冰川专家”。照片都是彩色的，李忠勤在第二排靠近左侧的位置，那时他还年轻，留着两撇小胡子，大大的墨镜遮着脸，头戴一顶他觉得“很帅”的皮帽子，背后是白色的冰川。再往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和姚檀栋，以及天山站的历任站长。
“当前中国冰冻圈里称得上‘专家’的，不超过20个。”李忠勤说，“这个领域比较辛苦，很难留住人才。”他和学生在野外常常一待就是半个月，脸和脖子被晒得一遍遍脱皮，嘴唇也是肿的。很多时候，距离李忠勤最近的繁华景象，是他房间墙壁上一张夜幕下纽约的照片。
这位研究员有个116人的QQ群，名为“天山派”，里面都是他的学生，最年轻的只有21岁。年轻人会在冰川上跳舞，在帐篷里玩“真心话大冒险”，输的人要去“掀开李老师的帐篷，看看他在做什么”。吃饭的时候，李忠勤坐在正对门口位置一把红色的木餐椅上，学生坐在周围，紧挨这位严厉导师的座位通常是空的。
跟学生一样，陈建安也有点怕这位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李老师”。每次看到李忠勤告诫学生“抓紧研究，不要贪玩”，他总是转身离开。李忠勤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干儿子”，每次喝醉总会拉着他不停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这一辈搞科研的。”
李忠勤到河边散步时，上游的冰川融水涌下来，河水由清澈变得浑浊，那是他的老友正在消逝的生命。而他能做的，就是和眼前这群年轻人一起，尽力延续这段时光。
陈建安承认自己无法理解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冰川的长辈，他原本甚至无法忍受长期在天山站上的生活。“把一个小伙子关在山上，太残忍了。”但他渐渐开始不由自主地适应这种生活，开始适应没有钟表，一天被固定的早、中、晚饭清晰地分割成3部分。
他对冰川依然不感兴趣。“我对冰川没感情。”他一再强调，手指夹着烟。
38公里外，冰川蒙着“黑衣”，脚下是一道道涂着白漆的石头，靠近了还能听到水滴的声音。
“就算消失也总会有水的，人不可能被渴死。”陈建安的语气很笃定。尽管他并不知道，水会从哪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