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里巴人讨论玉米种植密度

下里巴人讨论玉米种植密度

昨天网上流传我的最新博客文章，讨论生产种植密度和育种责任。我的文章反驳了唯条件论，强调育种家的主体责任。大家在网上的讨论基于一个前提，密植增产。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要讨论了。

西南地区的网友说：云南少数地方的玉米种植密度可达每亩7000株左右，基本不秃尖，用的是东南亚品种。这就要深思了，我们的品种怎么就做不到？

湖南和四川网友说，密植稀植关键是品种。2008年在海南南繁时，材料地种到每亩12000株以上的密度，被很多前辈笑话。我对此有评论，我国玉米育种正在从体制内向体制外（企业）转型，从落后向先进转型，必须施行以高密度为切入点的抗逆育种，目的是利用G?E效应较快地改变育种群体的等位基因频率。想不明白基因频率的人可以自己躲到一旁去享受每亩1000株的乐趣，不必自寻烦恼。我们最近讨论的不是育种技术，而是生产密植和育种者的责任。前提是不要怀疑密植增产，密植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包括提高收获指数。这些都是育种者的责任。我国农业教育没有给出这方面知识，需要补课。

某企业家说，云南中北部地区玉米种植密度都在5000株左右，但区试密度一直就是每亩4000株，非稀植大穗型品种审不过去的。现在不一样了，云南省种业改革进步很快，在不断完善和提高！云南省王德海站长对两群论、耐密性和抗逆性是全面赞同的。他在西南地区带了个好头。

我见过王站长几次，为人低调，却思维敏捷和务实。从言谈话语得知，他经常到基层调研，熟知全省各地区生态特点、农业生产、种业科研和企业状况。这样做出决策就有分量，就能冲破少数专家在小圈子里筑起的制度屏障，推动种业朝正确方向转型和发展，得到多数企业拥护。科技人员要吸取教训：双重利益集团害人又害己。

少数专家教授拖后腿。在很大程度上，官僚主义也受他们拖累，对种业的技术性错误和愚蠢行为束手无策。中国种业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是品种。要改变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改变种质基础，就会触及双重利益集团的浅层次利益。科技部的思维方式把公益性研究与商业性研发混在一起，然后又以公益性的名义偏向部分科研机构。偷梁换柱搅乱了科技人员的价值取向和科研秩序，同时扭曲产业政策，甚至扭曲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专家们心里清楚，科技部的路数不对。这方面例子不少。密度是其中一例。中国玉米生产的种植密度不但与发达国家不能比，而且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后面，甚至落在一些生产条件较差的贫穷国家后面。重要原因在品种，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错了，当然会拖生产后腿。这是科学家失职。

我写那篇文章是要说明，干旱地区需要有耐干旱的品种，酸性土壤也要有适宜品种，黄淮海地区必须种植耐高温高湿阴雨寡照和抗病品种，但不管哪个地区，玉米的种植密度都比五六十年前增加了两倍或两倍以上。这些是育种者的责任。

专家拖后腿也罢，阻碍创新也罢，官僚主义也罢，体制内外的基层育种者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现在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数量与结构均处于过剩状态，生死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中国种业不缺你一个人，你不做，会有别人做。改革和创新都是逼出来的。中国种业界有一部分人敢于创新就够用了。

一位青年朋友说，张老师把不出品种归因于育种家，这和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是市场需求，还有国家政策。比如国家以前的临储政策，水就当粮卖，晚熟大粒粮库要啊！

说的没错，但事在人为，认识产业发展方向，眼光要放长远。体制外的育种者当中有敢为人先者，他们早在八九年前就开始育种转型，开始玉米种质改良和创新。而大学教授中尚未见到敢创新的。农科院系统勇于创新的人也不普遍（准确地说是很少）。大家说到云南，彼省和某几省之农科院就一直在阻碍玉米育种创新，阻碍育种技术进步。包括玉米产业体系的少数科技人员也不起好作用。面对此情此景我已不着急，急也无用！历史朝必然方向行走，体制内科技人员将会以非市场经济方式，以钝刀子割肉的方式缓慢和冷冷清清地退出历史舞台。农业部种子局和种子协会对种业的改革形势，创新方向与途径，对种业人才规律的判断有误，于是难免会做无用功。

国家玉米产业体系内部也不平衡，保守思想依然存在。年纪不大的栽培专家便开始守旧，敢创新的人不多；体系育种者虽然接受了先进的育种理念，但缺乏紧迫感，行动迟缓。不敢创新，有几方面原因，或者没有创新能力，或者没有积极性，或者是体制束缚，但都令人失望。

不管哪一个范畴，哪一个层面的科技人员都要认清形势。身陷种业“寒冬”，千军万马冲向悬崖，跌近深渊，少数人的机会就存在于对危机的判断和对困难的化解之中。科技人员想捞钱似乎没错，但要调查研究，还要读点书，看问题才长远。一些人反对了二十余年，错过了多少机会，失去了多少钞票呀！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我建议，犹豫不决者可以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两手抓，既创新，又保守，脚踏两条船，既面向未来，又能继续捞钱。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