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种申请数量全球第一达18075件，“大而不强”局面亟待扭转

“1997年3月2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9年4月23日加入UPOV，开始接受国内外植物新品种权申请。”4月13日，在首届中国（三亚）水稻国际论坛上，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植物新品种保护处副处长陈红表示，从1999年开始到2016年，我国申请量已经呈现直线上升，2016年申请量已经达到2523个，授权量达1937个。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副处长陈红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大而不强”

自《条例》实施至2016年12月31日，国内外品种权申请 18075件，授予植物新品种权 8195件，2016年申请量为2523件，授权量1937件，年度申请量仅次于欧盟，单个国家第一位。

在这种大家争相研发突破新品种的大环境下，涌现了一大批自主创新突破性优良品种，塑造了一批自主创新型企业，企业育种创新主体地位逐步形成。

同期，部分企业单位引进了一批国外优良品种，增强了外国企业对我国种子市场环境的信心，为我国引进外国优良新品种、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劳动力就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的同时，使我国农业能够及时利用世界先进的育种成果，丰富了育种资源，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农业的差距。

“但是，我国新品种保护作物种类单一，水稻、玉米、小麦申请量占总量70%。其他经济附加值高便于国际化的花卉、果树、蔬菜等品种很少。”陈红表示，“而且申请的新品种中，品种同质化问题严重，利用简单的改造之后，改头换面变成新品种。”

缺乏前瞻性的植物新品种战略布局

我国育种者的品种权申请还基本局限在国内。由于制度政策不完善，对外交流不足，财政支持不够，我国育种者走出国门实施和运用品种权的意识、能力还非常薄弱。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成员国海外申请占在国内申请50%以上；我国向海外申请只占在国内的1.2%。2000-2013年，我国向海外申请品种权133件，授权47件。2014年申请2件，授权1件。2013年，中国向海外申请33件，只占全球海外申请量的6‰。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严重不足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按照UPOV公约1978年文本框架制定。处于低级阶段，且实施已超18年。新《种子法》将植物新品种保护作为专章列入，但就保护水平而言，未做实质性调整，与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发展现代种业的要求相比差距甚远。

陈红认为，新《种子法》中依旧还是存在四个未有确切规定的环节。

一是现行制度仅限于繁殖材料生产和销售环节，而对繁殖材料进行存储、运输、加工、进出口等极可能构成侵权又便于维权执法的环节未作相应规定。

二是品种权保护的客体仅限于授权品种繁殖材料，而未衍生到特定条件下利用繁殖材料所获得的收获物，有些侵权者分明在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甚至是不育系、自交系等的种子却说成是在生产粮食产品，导致难以追究侵权行为；特别是无性繁殖类作物，从市场上查找收获物易，却难以找到种苗源头。

三是由于缺乏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原始品种育种人用十几年甚至一生的心血育出一个新品种，他人仅改变个别性状，甚至是毫无经济价值和实用意义的“点”改变，就可以在别人育成品种基础上轻松获得新的独立的品种权利，这严重影响了企业投资育种创新积极性。模仿育种、“贼选品种”行为泛滥，品种原始创新不够，同质化问题非常严重。几个有较大影响力的侵权假冒纠纷案件也大多与之有关。

四是对“农民”和“自繁自用”没有明确规定。不少侵权企业委托农民进行大规模生产和销售，实践表明很多情况属于代繁代制侵权品种繁殖材料，导致实践中品种权人无法追究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