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汉堡工业大学教授曾安平：科研和教学永无止境

曾安平教授和他的“细胞工厂”模型。（图片来源：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摄）

本期受访者为汉堡工业大学教授曾安平。曾安平教授担任过德国研究协会、联邦教育科研部、欧盟及汉堡州卓越研究群体等大型科研合作项目负责人，是德国化学工程和生物技术协会（DECHEMA）专业委员会“生物过程工程”及“系统与合成生物学”专家组成员，“新一代生物制造系统”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学术杂志“EngineeringinLifeSciences”主编和其他多家国际学术刊物的编辑和编委，也是包括马克斯-普朗克研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及多家企业的学术评委和顾问。采访中，留德求学点滴和成为终身教授的心路历程，其对于科研和教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令人印象深刻。

谈学业 与数字“二”的不解之缘

三月的末尾，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已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3月28日上午，记者来到汉堡工业大学生物过程与生物系统工程研究所，在所长曾安平教授的引领下，走进方兴未艾的系统生物和合成生物学领域。

年幼的曾安平，做梦都不曾想过会踏入德国这个陌生的国度，更不会预料到有一天，能够获得德国大学终身教授的席位。而这一切都和数字“二”有着不解之缘。

作为家中二子，曾安平躲过了五、六十年代动荡的困难岁月，少受了许多“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之苦，即使到了“文革”时期，全家被下放回老家，也不必承担大部分砍柴、挑粪、收割之类的重活。这令他可以享受家乡那片安静的田园风光，同时也第一次读到了与德国人及德国大学有关的书。

来德国攻读的专业同样是他的第“二”专业。曾安平本硕期间学的是无机和有机化学工，他的硕士导师林正仙先生，是中国石油化工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年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工作数年，于50年代中期回到祖国。当时的曾安平很年轻，导师建议他改学生物技术，将来用生物化工为已属“夕阳工业”的石油化工产业开辟新路。林正仙先生早早预见到生物技术的时代，可谓眼光独到，极具前瞻性。虽然博士初期吃了不少苦头，但导师的建议为曾安平打开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天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来到德国之后，对其影响深刻的“博士父亲”Deckwer教授也并非他的首选，而是机缘巧合的第二选择，而他也是这位德国教授的第二位中国学生。曾安平不但完成了学业，而且成为Deckwer的得意门生，是他众多弟子中第二个作为大学首席教授的学生。

回想起来，这大概是Deckwer未曾料到的，曾安平也为此深感自豪。因为曾安平，Deckwer教授也完全改变了对中国学生的看法，变得非常乐意接受中国学生。

谈研究 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

曾安平介绍到，过去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生物技术领域发生了令人振奋的、革命性的改变，系统生物学和合成生物学成为最前沿及最重要的学科领域。

DNA双螺旋结构的提出开启了分子生物学和DNA重组技术的时代，使遗传和生物学的研究深入到分子层次，“生命之谜”被打开，可以被视作第一次生物技术革命。

新千年前后，全世界最顶尖的相关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完成了人类第一个基因组测序，拉开了后基因组和系统生物学的序幕，这可认为是第二次生物技术革命。在此之前，人们都是研究单个的基因、单个的蛋白质，而现在人们需要对由成千上万基因组成的基因组进行研究，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曾安平教授带领的团队在世界上率先把基因组学手段和系统生物学方法应用于工业微生物的研究，做了许多有影响的前沿工作。

近年来，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当年，全球顶尖的科学家们花了近10年的时间，耗费100亿美元完成了第一个人类基因组测序；如今，一个顶尖的实验室，只需几个小时的时间，便可完成一个人所有的基因测序，可见生物技术蓬勃发展速度之快。

为了让记者更好地理解合成生物学，曾安平教授打了一个浅显的比喻。基因组测序为人们打开了了一本“天书”，这本书由ATCG四个碱基对组成；系统生物学的研究则是为了读懂这本书，这对于理解和治疗疾病、开发新的生物化工产品都至关重要；而合成生物学则是人们在读懂的基础上，尝试着自己去修改和创作。目前，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已成广泛共识，但与此同时，相关风险、生物安全、技术伦理等也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合成生物学被称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在绿色生物制造中有巨大的潜力。理论上，基于合成生物学的生物制造技术可合成几乎所有主要化学品和液体燃料。

曾安平带领记者参观了研究所实验室，他的团队正致力于开发新一代生物制造技术，通过“细胞工厂”，以二氧化碳等碳一化合物为碳源进行生物电合成制造。

谈合作 翻天覆地为祖国的成就骄傲

1996年，曾安平第一次作为海外专家应邀回到大连，参加海内外第一届生物化工青年学者会议。和当时德国较为发达和完备的生物化工领域相比，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实验条件和人才储备都极为欠缺。从那时起，他便与国内生物化工界人士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并且成为许多日后系统生物学学科带头人的引路人。曾安平教授是天津大学等校的兼职教授及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学术顾问。

在接受记者采访前，曾安平刚刚结束在国内的学术休假，他感叹道：“20年的时间，国内生命科学、生物化工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研投入非常大，目前都是采用最新、最前沿的设备和实验手段，工业过程开发和应用非常活跃。为祖国取得的成就、为自己能有所贡献而感到骄傲。”

曾安平目前协助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帮助该校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组建“碳一合成生物学”项目组，目标是：实现碳一化合物尤其是二氧化碳的生物利用，解决碳排放及回收利用的问题，同时解决目前生物制造原料供给问题。实现电驱动的微生物细胞工厂，将绿色电能及工业废气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学品，广泛应用于化工、能源、食品、及农业各方面。

而谈起德国大学的科教制度，曾安平说，德国大学是教授治校，作为教授，可以决定研究所内大大小小的所有事情，甚至校长也没有干涉的权力。教授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理念长期钻研某一领域，这是非常吸引人的一点。

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德国大学，尤其是工科院校做得也相当不错，与工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制度的保障，也令相关研究人员能够以实际应用为导向来做研究，去啃硬骨头，当然发表文章很重要，但绝不是“为了发表文章而做研究”。类似于汉堡工大这样的工科大学，要协助企业界攻克难题，做有前瞻性的研究，开发新的技术和方法。这一过程同样对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有好处。

学生们在研究中培养出创造性思维，未来也会比较快地融入到工业届。而欧盟和德国的众多项目，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都会邀请企业加入，共同组建团队。

谈学生 因材施教挖掘学生的潜能

一谈起自己的学生，增安平教授的高兴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多年来，他培养和指导了20多名中国博士、博士后和访问学者，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大学及中科院的科研骨干，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去年初、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在德国当教授》一书中，他还分享了与两代学生间一段有趣的故事。

“X是清华大学的本科毕业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中德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慕名师从我的导师Deckwer教授。可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后，导师告诉我，他们无法很好地交流，有请这位博士生另谋高就之意。X大概也很苦闷，因导师没给他明确的课题，不知如何是好。

得知情况后，我急忙告诉导师，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天赋和基础很好，只要告诉他明确的课题，肯定能做得很出色。可是在德国国家生物技术研究中心（GBF），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是豪放式的粗线条，对奖学金和访问学者，更是任其自由，基本上可按兴趣做想做的课题。这也是德国国家级机构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其固定在编人员，可几十年如一日按兴趣做课题，创造出可获诺贝尔奖之类的研究成果，这样自由的科研环境值得中国借鉴。

我将X收为自己的学生，给了他一个非常明确的、偏重理论的课题。记得我和他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间，在空荡的研究所大楼和家中讨论着课题，很快我们便写出一篇得意的论文。回国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很快成为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学院院长。5年前，X把他的博士生Y送到我的研究所联合培养，从事蛋白质改造的理论工作。Y毕业后，回到汉堡工大，成了我得力的助手。我让他协助指导一位德国博士生，课题是改造一个很具体的蛋白质。大概Y受到X和我的双重熏陶，对这位德国学生也多少有点如法炮制，要求他在一个很具体的地方先从理论和计算上着手。结果，4个月后，这位德国学生告诉我，他要另谋高就，其理由之一是课题太具体、太理论、太具挑战性。细谈下来，我的确感觉到这种方式不适合这位学生。和许多德国学生一样，这位学生缺乏冒险精神，但同时又很看重自己的独立自主，更喜欢动手的实验性工作。

同样的一种方式挽回了一位中国学生，却丢失了一位德国学生，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只有因材施教，才能发挥每个学生的个人潜力。”

曾安平说，得益于种种“天时、地利和人和”，才使得自己能在德国的大学里从事着教育家洪堡所倡导的“科研和教学”这两件事，不时体会科学发现和为青年俊才开启事业大门的双重喜悦，实为幸也。我深知，这是两件永无止境的事情，需要自己付出更多双倍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