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才“大龄化”忧思：或影响科研产出效率
■本报记者 胡珉琦
美国近4年投入到基础科研的资金，大部分资金没有分配到年轻科学家手中，而是流入到年龄更大的科学家口袋里。这并非特有现象，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有表现。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一个科学家在30岁之前还没能有所成就，那么他就再也不会有成就了。这是为了说明，很多早期的伟大科学家，他们的科学创造最佳年龄可以非常年轻。
然而，这种状况在这个时代似乎已经趋向于一个小概率事件。许多研究都指出，科学家的科研创造峰值年龄正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增大。
不久前，科学网博主分享了一篇发表于《中国科技论坛》的文章——《“杰青”的大龄化趋势及其弊端》，引起了博主的热议。正因为科技人才变得“晚熟”，更需要在他们早期创新能力的激发阶段，给予更多的保护和支持。
■ 科技人才也“晚熟”？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1994年设立的人才专项基金，由国家拨专款，用于资助国内及即将回国工作的4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学者，在国内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统计了从1994年到2013年杰青基金获得者的当选年龄的分布状况。结果显示，在这2999名杰青中，入选年龄最小的是29岁，最大的45岁，平均年龄40.5岁。而在1994年，这个平均值大约是37.3岁。
其中，当选杰青年龄最多的是45岁，41~45岁阶段杰青所占比例也是最多的，而35岁以下阶段所占比例仅有11.6%。杰青大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不过，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针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项研究表明，在30年前，具有博士学位的人申请到成为独立研究人员第一份最重要的一类课题R01资助的平均年龄岁是36岁，但在今天，这个数字增加到了42岁。
事实上，这在欧美国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年轻人成为独立研究人员，拿到终身教职，并获得基金的年龄一直在增加。
与此相对应的，还有目前科学界的一个主流观点——科学家科研创造峰值的年龄在增长。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创新专家本杰明·琼斯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布鲁斯·温伯格合作，统计分析了从1901年到2008年间颁发的共525项诺贝尔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理学或医学奖，发现除了少数特例，研究人员获得最伟大发现时的年龄也在逐步增大。
那么，杰青平均当选年龄的增大或年轻人成为独立研究人员，拿到终身教职的延迟似乎也有了合理的理由。
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是科研人员受教育的时间变长了，科学难度不断加大，竞争也日趋激烈。还有分析表明，如今科学研究已经从以理论研究为主向以实验研究为主的方向转变。进行理论研究时，年轻人能做得更好，而对于实验研究来说，则需要长时间的、大量的知识积累。
■ 大龄化或影响科研产出效率
然而，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担忧，杰青大龄化可能对科学产出的效率不利。
因为他们通过对杰青重要成果的统计发现，获资助后不同年龄段重要成果的产出效率随着年龄增大呈递减态势。其中29~35岁年龄组以16.33%位列第一，其次是36~40岁，而41~45岁年龄组最低，只有5.75%。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杰青做出重要成果的概率变得越来越小。
在李侠看来，科学研究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科学研究人员不仅需要具有高度的创造力，还要具有旺盛的精力。从统计意义上来讲，创造力和精力都与人的年龄呈密切相关关系，科学产出的效率也与科研群体的年龄结构有关。
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科技领军人才成长研究》一书中，研究者将领军人才的成长分成了几个阶段，其中，30~40岁是创新能力的激发阶段，也是科研事业取得成果的最佳年龄，绝大多数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由处于这一阶段的杰出人才创造的。
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30岁左右取得重要成果的频数不断下降，而40 岁左右获得重要成果的频数不断上升，李侠认为，还是应该在潜力激发的早期阶段尽可能多地给年轻人支持。
不过，他也表示，按照现有的评审标准，40岁以上的科研人才，显然更容易获得资助。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才在过去的五年中大多处于科学事业的创造高峰或学术成熟时期，而在杰青评审期间正好处于获得承认期。他们在论文、课题方面一般具有“优势累积”，在社会地位、声望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也处于有利地位。而对于中低龄优秀青年来说，竞争就更为激烈了。
■ 资助模式、资金渠道单一
“如何去争取更多的支持，全世界的青年科学家都面临着一样的挑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乌云其其格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尤其是当资金滞涨，而科研人员数量又不断上升的时候。
2016年底，英国皇家科学会外籍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罗杰·科恩伯格在参加“复旦科技创新论坛”时公开表示：“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4年间投入到基础科研的资金，大约有1000亿美元，但是这大部分的资金并没有分配到年轻科学家手中，而是流入到那些年龄更大的科学家口袋里。”
乌云其其格说，杰青只是国内对青年科研人才支持的一个项目，在这个序列上，还有博士后基金、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此外，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人事部的“百千万人才工程”，还有教育部设立的一些支持高校青年教师的基金，都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作出了一些重要贡献。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资助模式和资金渠道比较单一，支持力度不够，能够拿来分配的资源仍然非常有限，很多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青年科技人才得不到应有的资助。”
她认为，尽管发达国家青年科学家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但他们的资助模式更丰富也更成熟。
“首先，这些国家一般不以年龄来划分资助项目，而是以职业背景来划分，按照所处的职业阶段来提供不同的支持，形成覆盖从博士后到独立、再到独立初期的职业生涯各阶段的青年人才资助体系。”
比如，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下设了CAREER计划，国防部设立了青年研究人员计划，能源部下设了杰出青年研究人员计划，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了独立之路计划，独立科学家奖以及尽早独立奖等，促进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人才尽快成长。
在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通过发现项目计划资助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科学家；通过新研究人员基金，为那些重新回到研究岗位或从海外归来的健康医学领域研究人员提供资助；国家健康医学研究理事会为获得博士学位2年以上、7年以下的研究人员提供职业发展基金；超级科学奖学金为国内外最优秀的职业早期研究人员提供资助。
此外，乌云其其格特别提到，在发达国家，除了政府设立的各种计划，民间基金会、企业、公益组织和各种学会等设立的人才资助计划不计其数，为青年人才的成长发挥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美国非联邦资金资助的青年研究员项目就有近100 种。“但在中国，科研资助引入民间资金是比较少的。”她表示。
■ 如何“不拘一格降人才”
丰富资助模式和资金渠道只是完善青年人才计划的一个方面，李侠表示，如何制定更合理的评审标准，从而使真正有能力的青年人才能够最快速地脱颖而出，同样非常重要。
科学网资深博主武夷山也提到，人才计划可以有两种导向，一种是成果导向，另一种是以人为本的导向。我们现有的评价主要围绕成果是否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实际上，应该向人本身倾斜，重视青年人才原始性创新的潜力。
哈佛大学学者会的青年学者奖学金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是两个典型的正面例子。
青年学者奖学金是美国未来学术领袖培养计划中最具名望的民间计划之一。它成立于1933年，是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洛厄尔利用其妻子名下基金设立的。这个奖学金每年支持10 名（最多12 名）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获奖者以3 年为期。
乌云其其格介绍说，得到这份奖学金的人，可以在哈佛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欢的任何研究，不要求作报告，不用上课，也不用当助手。它对获奖者的唯一要求就是住在哈佛所在地剑桥市，并参加每周一次的与资深学者的正餐聚会。
“在遴选获奖者时，该奖学金注重的是候选人的才智和独立开展有前景的研究的能力。哈佛大学学者会根据候选人提交的材料以及专家的推荐信等，确定一部分特别优秀的人员与资深学者进行面谈，并最终决定获奖人选。”
有人统计过，获此资助而日后成名的学者竟然不下半数，人才培养成功率极高。20世纪下半叶影响最大的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约翰·巴丁，人工智能科学家马文·闵斯基等都曾受到该奖学金的支持。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是美国极负盛名的生物医学研究私立基金会之一，该所的职业早期科学家项目通过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帮助刚刚开始独立领导实验室工作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可以全身心投入前沿科学探索中。
HHMI 会通过专门的评审委员会评审申请者的研究潜力，并且，通过其提出的一个只有不超过3000 字的未来研究计划考察他们未来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入选者可在6 年内获得150 万美元的经费支持，并且每年有3 次购买设备的机会。在遵守HHMI 相关福利待遇、薪金规定的前提下，入选者可以保留原单位的工作职位，在允许的时间内（入选者必须保证每年75% 的时间用于研究工作）完成原单位的教学和研究任务。
这才是真正的“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科学报》 (2017-03-03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