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转基因的政治经济学

提要：美国把转基因的决策权交给了科学家，而欧盟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政治家。科学家不是投票选出来的，政治家是。于是，欧盟等于把转基因的决策权交给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感谢崔永元，转基因这个话题又被炒热了。作为国内报道该话题的元老级记者，我真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高兴的是，我又有活干了。难过的是，讨论的水平依然停留在几年前，绝大部分话题都是我早就写过的，主要观点也都是我早就表达过的，一点进步都没有。

新一轮讨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转基因的科学性上，这方面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光是我自己就写过多篇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买一本《热新闻的冷思考》。作为国内对这个话题最有发言权的记者，我决定不再在科学问题上浪费时间了，转而讨论一下转基因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要讨论这个问题，欧盟是躲不开的。如今国际上反转比较厉害的就是欧盟，这也是国内反转势力最大的盟友和精神支柱，不把欧盟的事情说清楚，就无法理解反转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此之前，我访问过美国、英国、菲律宾和印度（当然还有国内），采访了一大批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业内人士，但一直没机会采访欧洲大陆。今年9月我专程去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比利时走了一趟，采访了30多位相关人士（各种口音的英语啊！光是整理录音就花了一个礼拜），包括欧盟的转基因管理机构、农业领域的科学家、农民，以及各种相关的行业协会和贸易组织，搞清了欧洲人为什么不喜欢转基因，以及欧盟的反转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

今年10月，我又去美国观摩了“世界粮食奖”颁奖典礼，顺道采访了美国的相关人士，搞清了美国的转基因法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和欧洲的区别在哪里。我把这两次采访结合了起来，写了5篇文章。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将率先刊登其中的两篇，分别是《转基因三十年》，以及《转基因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篇文章可以算是一个大导言，我简要地讨论了转基因育种技术的诞生过程，介绍了这个领域在过去30年里的发展状况。第二篇文章是重点，我对比了美国和欧盟在转基因立法方面的异同，讨论了欧盟的反转立场给欧盟食品工业造成的经济损失。主要结论是：欧盟和美国科学家对待转基因采用了不同的评判原则，直接导致两者在立法上采用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思路。美国采用的是“实质等同”原则，这个原则是以科学为标准推导出来的，其结果就是：美国认为转基因只是一个育种工具而已，没有必要为一个中性的技术去单独立法，只需将其纳入现有的法律法规之中，监管最终的产品就行了。欧盟不认同这个“实质等同”原则，而是采取了有罪假设，将转基因技术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要限制它的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占领了绝

大部分转基因市场，欧洲在这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了。

即便如此，欧盟科学界经过仔细研究后还是得出了和美国同行们类似的结论，认可了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换句话说，虽然耗时良久，但欧盟的科学评估机构还是都给了绿灯的。但是欧盟这个奇怪的“组织”有一套非常“民主”的投票机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必须得到“特定多数票”（Qualified Majority）才能通过，这就是欧盟为什么反转的法律原因。换句话说，美国把转基因的决策权交给了科学家，而欧盟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政治家。科学家不是投票选出来的，政治家是。于是，欧盟等于把转基因的决策权交给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其结果可想而知。

那么，欧洲的老百姓为什么不信科学呢？这也是有原因的。转基因进入欧洲的时候恰逢疯牛病爆发，欧洲人普遍对新技术持有怀疑态度。而当时欧洲的环保NGO们正苦于找不到新的热点，于是如获至宝，开动了造谣机器全力诋毁转基因。环保NGO最擅长煽动民众的恐惧心理，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法宝。相比之下，科学家们只会做实验，不擅长和公众打交道，于是在这场战斗中一败涂地。

事情讨论到这里还没完，美国和欧洲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差别。双方对待农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美国人从没挨过饿，把农业当作一个普通的行业来看待。而欧洲因为二战等原因，把农业看的很重。事实上二战之后不久欧盟就接管了农业，整个欧洲的农业政策都是由欧盟制定，并统一管理的，没有各国农业部什么事。其结果就是，美国的农业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的，而欧洲的农业则更像是计划经济。对于这两者的差别，咱们中国人应该有切身的体会。

换句话说，美国农民生产的是粮食，然后用粮食换钱，简单明了。欧洲农民生产的是军用物资，受欧盟的农业补贴政策保护。后来粮食够吃了，但成本太高，卖不出去，于是现在的欧洲农民卖的已经不是粮食了，而是风景，而风景是不需要转基因的。

这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根本差别。中国的情况大家自己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