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转基因的政治经济学


提要:美国把转基因的决策权交给了科学家,而欧盟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政治家。科学家不是投票选出来的,政治家是。于是,欧盟等于把转基因的决策权交给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感谢崔永元,转基因这个话题又被炒热了。作为国内报道该话题的元老级记者,我真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高兴的是,我又有活干了。难过的是,讨论的水平依然停留在几年前,绝大部分话题都是我早就写过的,主要观点也都是我早就表达过的,一点进步都没有。

新一轮讨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转基因的科学性上,这方面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光是我自己就写过多篇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买一本《热新闻的冷思考》。作为国内对这个话题最有发言权的记者,我决定不再在科学问题上浪费时间了,转而讨论一下转基因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要讨论这个问题,欧盟是躲不开的。如今国际上反转比较厉害的就是欧盟,这也是国内反转势力最大的盟友和精神支柱,不把欧盟的事情说清楚,就无法理解反转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此之前,我访问过美国、英国、菲律宾和印度(当然还有国内),采访了一大批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业内人士,但一直没机会采访欧洲大陆。今年9月我专程去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比利时走了一趟,采访了30多位相关人士(各种口音的英语啊!光是整理录音就花了一个礼拜),包括欧盟的转基因管理机构、农业领域的科学家、农民,以及各种相关的行业协会和贸易组织,搞清了欧洲人为什么不喜欢转基因,以及欧盟的反转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

今年10月,我又去美国观摩了“世界粮食奖”颁奖典礼,顺道采访了美国的相关人士,搞清了美国的转基因法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和欧洲的区别在哪里。我把这两次采访结合了起来,写了5篇文章。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将率先刊登其中的两篇,分别是《转基因三十年》,以及《转基因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篇文章可以算是一个大导言,我简要地讨论了转基因育种技术的诞生过程,介绍了这个领域在过去30年里的发展状况。第二篇文章是重点,我对比了美国和欧盟在转基因立法方面的异同,讨论了欧盟的反转立场给欧盟食品工业造成的经济损失。主要结论是:欧盟和美国科学家对待转基因采用了不同的评判原则,直接导致两者在立法上采用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思路。美国采用的是“实质等同”原则,这个原则是以科学为标准推导出来的,其结果就是:美国认为转基因只是一个育种工具而已,没有必要为一个中性的技术去单独立法,只需将其纳入现有的法律法规之中,监管最终的产品就行了。欧盟不认同这个“实质等同”原则,而是采取了有罪假设,将转基因技术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要限制它的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占领了绝

大部分转基因市场,欧洲在这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了。

即便如此,欧盟科学界经过仔细研究后还是得出了和美国同行们类似的结论,认可了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换句话说,虽然耗时良久,但欧盟的科学评估机构还是都给了绿灯的。但是欧盟这个奇怪的“组织”有一套非常“民主”的投票机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必须得到“特定多数票”(Qualified Majority)才能通过,这就是欧盟为什么反转的法律原因。换句话说,美国把转基因的决策权交给了科学家,而欧盟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政治家。科学家不是投票选出来的,政治家是。于是,欧盟等于把转基因的决策权交给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其结果可想而知。

那么,欧洲的老百姓为什么不信科学呢?这也是有原因的。转基因进入欧洲的时候恰逢疯牛病爆发,欧洲人普遍对新技术持有怀疑态度。而当时欧洲的环保NGO们正苦于找不到新的热点,于是如获至宝,开动了造谣机器全力诋毁转基因。环保NGO最擅长煽动民众的恐惧心理,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法宝。相比之下,科学家们只会做实验,不擅长和公众打交道,于是在这场战斗中一败涂地。

事情讨论到这里还没完,美国和欧洲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差别。双方对待农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美国人从没挨过饿,把农业当作一个普通的行业来看待。而欧洲因为二战等原因,把农业看的很重。事实上二战之后不久欧盟就接管了农业,整个欧洲的农业政策都是由欧盟制定,并统一管理的,没有各国农业部什么事。其结果就是,美国的农业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的,而欧洲的农业则更像是计划经济。对于这两者的差别,咱们中国人应该有切身的体会。

换句话说,美国农民生产的是粮食,然后用粮食换钱,简单明了。欧洲农民生产的是军用物资,受欧盟的农业补贴政策保护。后来粮食够吃了,但成本太高,卖不出去,于是现在的欧洲农民卖的已经不是粮食了,而是风景,而风景是不需要转基因的。

这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根本差别。中国的情况大家自己琢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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