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又在乱喷了,转基因不是那么回事

(基因农业网 Panda编译)《纽约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质疑转基因作物(GMO)是否真正带来了好处。其实这篇文章所能产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喜欢GMO的人正在不断援引它,说“看吧,早告诉过你了”。农业领域的推文则炸了锅,发表各种声明指责纽约时报对这类技术持有偏见。

话说回来,这篇文章的确有几点说得在理,比如转基因作物并非包治百病的“万灵药”。不过,但凡有些头脑的人早就明白这一点。简而言之,这篇文章无非就两个主要的结论:GMO作物并不能增产,以及GMO作物并没有降低农药的使用量。这两点是最初对GMO作物进行投资和推广时所寄予的期望,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听到这样的争论:有观点认为这类作物未达到人们最初的期望,另一些则认为达到了。Danny Hakim检视了部分数据,坚定地站在了“未达到期望”的一边,下面是他发表于纽约时报文章中的言论:

“《纽约时报》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以每英亩产出的粮食计,和加拿大与西欧地区相比,美国在产量方面并未表现出明显优势,而西欧地区以现代化农场为主,比如法国和德国。此外,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最新一份报告发现,’鲜有证据’支持美国应用遗传改良作物后产量较常规作物有所提升。”——《纽约时报》Danny Hakim

在所有反对GMO作物的观点中,“未达到产量预期”的观点对我们这些长期从事虫害管理的人来说,简直是最古老、最过激的言论。几年前,我就曾讨论过这种观点:

如果你从全国的范围来看美国的产量数据,确实很难找到GMO作为单一因素能够引起产量显著上升的例子,但我同样也可以说,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极少有传统育种方面的努力能够让作物产量发生“质的飞跃”。如果未能达到产量上“质的飞跃”算是生物技术作物的失败,那么它同样也是传统育种技术的失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再花钱花精力去做传统育种了呢?当然不是。那我们凭什么要求GMO作物达到这种期望呢?

我们之所以认为目前的转基因性状确实引起了作物产量的增长,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引入GMO性状之前并没有足够有效的工具来控制虫害。尤其是对大豆和玉米而言,我们没看到这些性状带来产量的显著增长也并不奇怪。大豆和玉米是农药应用的潜力巨大的市场,因此在这些作物上,以农药为基础的杂草和虫害控制手段已经非常有效了。

但还有一些地方,GMO的应用带来了巨大的产量增长。

在上述文章中,我引用了美国农业部(USDA)的区域数据(并非全国统计数据,全国数据往往会冲淡不同技术对各个地区带来的好处)来说明,产量的增长很有可能是由于采用了GMO作物而实现的。如果你对转基因是否能促进作物产量增长这一问题感兴趣,建议你去读一读我那篇文章。在这里,我将不再赘述产量方面的影响,而是重点就Hakim得出结论时所引用农药使用量比较数据来阐述一下GMO是如何影响杀虫剂用量的。Hakim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与此同时,美国境内除草剂使用量上升,即使是几类主要作物如玉米、大豆和棉花纷纷改用遗传改良品种之后。并且,相比于欧洲最大的粮食生产国——法国,美国在全面减少农药使用方面已经落后了,包括除草剂和杀虫剂。”

“……在法国,杀虫剂和杀菌剂的用量已经减少了65%,除草剂的用量也减少了36%。”——纽约时报,Danny Hakim

我不得不说,这种比较隐晦不清、毫无诚意。当然,我也并不指望能从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得到什么“全面考察”的数据。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仅仅给出了几个图,其中一个就是用于支持法国农药用量在减少的结论。但是,用于比较法国和美国农药用量的图却令人费解、有误导之嫌。首先,这张图中所展示的数据使用了不同的量纲(法国数据用的是千公吨,而美国数据使用的是百万磅),几乎不可能直接将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其次,农药的用量统计数据并没有对每单位面积的土地进行标准化,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美国的可耕地面积是法国的九倍之多,如果这样直接进行比较得出来的结论是美国的农药用量还不如法国多,那才奇怪呢。因此,我同样采用了Hakim先生所引用的数据,但将它们转换成统一的单位,并根据可耕地面积进行了标化,这样一来,那些数据就变成下图所示的模样:



法国的农药使用量在减少?确实如此,但法国在平均每公顷可耕地面积上的农药使用量却比美国多。而如果单看杀真菌剂和杀虫剂,则更是多得多。不过,这些差异中只有相当小一部分是由GMO引起的,农药的使用量取决于气候条件、虫害种类、作物类型、经济状况、可用农药品种、土地翻耕、作物轮作等等不计其数的因素影响。几乎所有这些因素在美法所发挥的影响作用都不同。因此,将法国与美国进行比较,尤其是在这样粗糙的尺度下进行比较,实在是毫无意义,更不用说试图用这种比较来回答GMO相关问题了。如果法国在欧盟的邻国采用了GMO作物,而两国气候条件相近,耕作模式也相似,那倒是可以拿来比一比,虽然不够严谨,但至少得出的结论会更具有启发性。

鉴于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我很好奇,为什么Hakim先生单单拎出法国来进行农药用量变化趋势的比较?整个欧洲地区的农药用量本身差异就非常大,在大部分欧盟国家,农药用量都是呈上升趋势的,法国在这方面是一个例外,不能代表整体规律。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法国的除草剂使用量比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高,因此,欧盟自1993年起开始统一农药法规后,法国的农药用量开始呈下降趋势不足为奇。如果美国除草剂使用量的上升是GMO导致的,那么在并不种植GMO作物的欧洲,又该如何解释那里大部分国家除草剂用量的增长呢?


除草剂用量(公斤/公顷可耕地)
国家(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奥地利、捷克共和国、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士、英国

不过,上述关于农药用量多少的讨论其实并不能提供太多对农药使用的理解,尤其是谈到GMO作物所带来的影响时。用量的增加有可能是由一种农药代替了5种或6种施用量较大的不同的农药。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用一种高毒性但施用量少的农药来代替另一种相对安全的农药,从而减少总的农药用量。美国国家科学院近期发布的报告在提到GMO作物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重点部分是我标出的):

“某些时候,抗除草剂(HR)作物的使用一开始会与每公顷土地每年所用除草剂总量的下降相关,但这种下降趋势并不总是能持久。不过,在评估对人类或环境风险的影响方面,这种简单描述每公顷土地每年所用除草剂的总公斤数是增多还是减少的计算方法用处并不大。”

“建议:不鼓励研究人员发表此类将每公顷土地每年所用除草剂总公斤数进行比较的数据,因为这类数据可能会误导读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遗传改良作物报告》

Hakim先生引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来支持他关于产量增长的结论,但是很显然,他忽视了该报告中如此重要的一则建议。相对于农药的使用量,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每块农田中所用的农药有效成分的数量。我最近恰好对美国的数据进行了这样的分析,结果发现,在3种抗草甘膦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上,除草剂的使用量有所增加。但在并没有GMO品种商业化种植的水稻和小麦上,除草剂的使用量也在增加。事实上,转基因作物上除草剂使用量增长的速度低于非转基因作物。基于这些数据,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令人欣慰的结论,即:GMO作物有助于减少除草剂用量,因为与非转基因作物相比,GMO作物上除草剂用量增长速度更慢。但是,试图从一套不完善的全国数据来得出这样的描述性结论是有问题的。我真的不知道GMO作物到底是让除草剂用量增加了还是减少了(Hakim先生也同样不知道)。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大可以各自用现有数据的不同版本来契合我们想要得到的特定结论。但问题的答案远比我们能够从数据本身得到的结论要复杂,这些数据都不是为了明确回答我们脑中所想的问题而生成的。



Hakim先生决定不再进一步深入研究所用农药的毒性差异,他只是给出了如下(但却相当引人注目的)评论:

除草剂本就是有毒的——它们是纳粹德国制造的新型武器,就像沙林毒气一样——已被证实与发育迟缓和癌症发生相关。——纽约时报,Danny Hakim

对于Hakim先生在《纽约时报》文章中对GMO和农药运用戈德温法则(注:“戈德温法则”指某个在线讨论话题持续很长时间时,或早或晚总会有人将某事或某人与希特勒或纳粹进行类比),我表示有点儿惊讶。这一点暂且搁置不提,确实,农药有毒是无可争辩的。但抗生素也是,宠物的跳蚤项圈也是,营养补充剂也是,盐也是,咖啡因也是,还有几乎每一种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事物,都有毒。至于农药使用所带来的影响,问题应该关注“毒性有多大”,以及“对哪些物种有毒害作用”?不同种类的农药其毒性相去甚远,可以相差好几个数量级。而许多农药对人类是实质无毒的。说所有的农药都有毒,这当然没错,但这不是重点。我们应该问的是,如果没有GMO,我们所使用的农药是比目前用的毒性更高还是更低。Hakim先生决定回避这一问题。但我不。

我们现在使用了更多的除草剂,主要是因为GMO作物可能帮助我们减少了慢性毒性农药的使用(我说“可能”,因为需要再一次强调,我们无法确知另一个没有GMO的平行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美国在过去25年所使用的除草剂中,草甘膦的慢性毒性要比其中90%的除草剂都低。2014-2015年, 26%的玉米、43%的大豆和45%的棉花作物使用了草甘膦来除草,而草甘膦所带来的慢性毒性影响分别只占这些作物所使用除草剂的0.1%、0.3%和3.5%。这种利弊权衡存在于农民的每一次决定中,包括决定使用(或不使用)草甘膦和GMO作物。如果美国没有GMO作物,或是如果草甘膦农药登记续展受阻(就像最近欧盟提议的那样),结果就是我们使用其他除草剂来替代草甘膦,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农药喷施人员和农场工作人员将不得不面临这些农药对健康产生的慢性不良影响。

我十分希望这场争论最终能够超越关于GMO作物是否实现了某些随意的最初预期,无论,无论这些预期源自何处。如果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简单地承认,GMO令大家失望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好吧,我承认。当然这并不是我认为现有数据以绝对优势支持这一结论,而是因为这场对话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只会分散我们注意力,毕竟农业中还有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GMO并没有(也将不会)成为农业的万灵药。但这不是说,它们毫无价值。

2016年10月31日更新:最新一篇发表于《整体环境科学》的文章对法国(就是被Hakim先生用作无GMO环境例子的国家)农药使用量下降的观点表示怀疑。这篇文章名为《支持法国主要耕地作物中合成农药使用量减少的证据不足》(《Lack of evidence for a decrease in synthetic pesticide use on the main arable crops in France》.)”

文章主要观点:
描述了2001至2014年间法国耕地作物上农药使用量的变化趋势
全国范围内,未见农药销售量变化

文章使用了多组数据来源,除了看农药喷施的磅数,它实际上还对作物农田中农药的喷施次数进行了统计。每英亩农田中所喷除草剂的次数在2001至2014年间的大部分时间中保持稳定。但在法国甜菜田中,除草剂的用量实际上增加了,这种作物在美国是有GMO品种的,而在美国甜菜田中,除草剂的用量相应则减少了。

原文链接:weedcontrolfreaks.com/2016/10/the-tiresome-discussion-of-initial-gmo-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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