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转基因技术创始人范蒙塔古：转基因会破坏环境？没有的事
本文经公众号“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ID: huanqiukexue）授权转载。
提要：“去年有一项研究表明，我们现在吃的天然红薯的基因组里也含有农杆菌的基因，也算是一种天然的‘转基因农作物’，我们人类吃红薯可已经有五千多年历史了！但就算这样，你还是能说‘虽然吃了五千年没毛病，但你怎么能保证将来不出问题呢？’这种质问就是废话，没有任何意义。但你跟很多人解释，他们就是不听。”
你可能对马克·范蒙塔古（Marc Van Montagu）这个名字稍感陌生，但你不可能不知道现在成就与争议同样巨大的转基因技术，而现于比利时根特大学任教的范蒙塔古教授可以说是转基因技术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他发现一种细菌在感染植物时会将自己的基因导入植物细胞，于是他提出，可以利用这种细菌将外源基因转入植物细胞，培育出更优良的植物品种，这种思路已经被写入高中生物教材，一直沿用至今，现在仍是植物转基因的主要手段。
2013年，正值转基因技术诞生30周年，范蒙塔古教授与孟山都公司的罗伯特·弗雷利（Robert T. Fraley）和先正达公司的玛丽－戴尔·奇尔顿（Mary-Dell Chilton）共同获得了世界粮食奖（World Food Prize），以表彰他们发明了现代植物生物技术，促进了抗虫、抗病的高产量农作物的诞生。近年来，已年逾八旬的范蒙塔古教授仍然活跃在各类大会和演讲上，不遗余力地向大家解释基因工程和科学的力量，呼吁社会消解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误会。10月底，他受邀来到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2016年世界生命科学大会（WLSC2016），大会开幕前夕，《环球科学》记者在他下榻的酒店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环球科学》：这是您第一次来中国吗？
范蒙塔古：不是……当然不是，我几乎每年都来，第一次来中国大概是在1980年。中国变化可真快呀！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街上到处走的还是自行车，现在全都是汽车了。
《环球科学》：不过这恐怕是您第一次来中国参加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综合性会议吧？
范蒙塔古：那是。我以前来参加的基本都是植物学领域的论坛，植物学的圈子是很小的。农业和粮食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非常重要，不过中国的农业生产一直以来都是很传统的，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产业化，这次大会也体现了中国现在对这一领域的重视。
《环球科学》：您当初为何选择了植物学研究，有什么契机吗？
范蒙塔古：就是机缘巧合。我进入大学是在1951年，学的是生物化学。那段时间，科学家刚刚开始发现DNA（沃森、克里克等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是在1953年）、基因、遗传学，以及遗传信息的化学基础，也开始研究病毒和细菌的基因组，并能生产出大量的特定的细菌和病毒。我一开始研究的是植物病虫害，当时有人发现了一种植物病，有点像动物和人类的癌症，我们就开始研究这种病，并找出了它的成因：一种细菌在感染植物细胞时，把自己的基因导入了植物细胞中去，于是我们提出，可以借助根瘤菌体内的质粒（一种环形DNA小分子）将外源基因转入植物细胞，这一方法为植物基因工程奠定了基础，至今仍然是植物转基因的主要手段。
《环球科学》：您所开创的基因工程技术，如今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却遭受了巨大的争议。民众反对和阻挠的声音高涨，已经大大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和科学研究的进步。您怎么看，如何缩小科学结论与公众认知之间的鸿沟呢？
范蒙塔古：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家应当意识到，社会和普通大众真正期望科学能带来的是什么（what they expect from science），而科学家显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科学家认为，从科学角度来看，转基因作物对人类无害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如果你们不懂，那我们就来教你弄懂，但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改变大众对转基因认知的关键，不是让科学家来教社会和大众学习科学，而是让科学家反过来学习社会是什么样，人是什么样，人是怎样生活在社会中的。比方说，很多人反转基因是受情绪的驱使，科学家在这个时候应该做的不是指责他们受情绪的驱使——科学家自己也是普通人，就没有情绪了么？而是应该研究这些情绪如何产生，人们是怎么做出决定的，这就需要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然而，科学家在训练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学到这些方面的知识，也没有人在意这些因素，所以就不会注意使用让大众更容易接受的语言。
从工业革命开始，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各种各样的机器让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让很多工人都失了业，当时也招致了很多人的抗拒。但新技术有用啊，只要有用，人们就愿意用它，其实根本不在乎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汽车是怎么工作的，但都会去驾驶或乘坐汽车，大多数人不知道手机的工作原理，但都想要手机。就算有人会说“手机有辐射，所以很危险”（谣言），但我们还是不能不用它。而在粮食方面也是一样：转基因作物应用广泛的地区主要采用的是大规模商业化农业，大家并不太在意粮食是否来源于转基因作物，有粮食可以吃就很好。但面对人口的急剧增长，一些地区发展集约型农业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为此开发出了一些适合集约型农业的作物，以及化肥和农药等，但很长时间以来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亚洲地区一直遭到忽视，还在使用着传统的农业技术。我觉得，真正要把转基因作物推广给农民，还是得靠大公司，而非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如果他们给农民提供很好的种子和优良的服务，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增长产量，让大家都能吃能用，还有什么好反对的呢？个体农民和小农场没有资金和条件搞转基因研发，有些根本就不了解转基因，一些“环保团体”的转基因威胁论才有市场。他们宣称转基因作物有危险，但他们又不能证明转基因作物危险，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看到转基因作物有什么危险。
《环球科学》：有些反转基因的观点是，转基因食品现在吃着没有问题，但将来呢？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呢？
范蒙塔古：这种论调可以用在一切事物身上。这就是所谓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指如果后果不确定且存在潜在危险就不采取行动的方案。欧盟正是以这条原则作为理论基础，禁止、限制或者推迟了转基因农产品的审批通过），这是最没用的论调。你要说防范最重要吧，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你怎么不禁止汽车呢？大家还是觉得汽车带来的好处能抵消它带来的危险。但每年成千上万只鸡，成千上万头猪吃着转基因农产品制成的饲料，它们可从来没因此得病。去年有一项研究（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表明，我们现在吃的天然红薯的基因组里也含有农杆菌的基因，也算是一种天然的“转基因农作物”，我们人类吃红薯可已经有五千多年历史了！但就算这样，你还是能说“虽然吃了五千年没毛病，但你怎么能保证将来不出问题呢？”这种质问就是废话，没有任何意义。但你跟很多人解释，他们就是不听。
《环球科学》：有些人只看到他们自己想看到的。
范蒙塔古：完全是这样。因此，推广转基因农作物的重担就落在了政府机构的肩上。普通民众可以不听，但他们必须要听，因为他们是我们社会的领导者，有责任纠正大众和某些组织对转基因的偏见。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如果能劝导政府更加重视环境保护，那敢情好，但如果他们到处散布“转基因可能有害”的谣言，甚至还到处张贴误导性的海报，比如把鱼的基因转入西红柿，西红柿吃起来就会有鱼的味道啦这种，这就是完全的胡说八道了。绿色和平组织自己心里也清楚这是胡说八道，但他们还是这么宣传了，这就是在撒谎，这是犯罪。在这个时候，科学家就应该站出来对绿色和平组织说，你们错了。（今年6月底，百余名诺奖得主就曾联署公开信，要求绿色和平组织停止反对转基因。）保护环境当然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但保护环境与发展转基因技术完全不矛盾，甚至转基因农作物的研究还有利于环境保护。
《环球科学》：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生物学家，都担心新的转基因物种会对生态或是生物多样性有所影响。这样的担心有道理吗？
范蒙塔古：当然没有。只要了解了什么是自然，什么是演化，他们就该知道，物种的产生和灭绝是很正常的事。我们需要食物，需要粮食，如果不能使用转基因技术，就得用其他的办法来提高产量，比如过度开垦、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这不可避免就会侵占或破坏野生生物的栖息地，反而会给生态带来更大的破坏。有了转基因技术，只要稍微引入一点外源基因（这种过程在自然状态下也会发生），我们就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这才是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的正道。一旦环境被破坏了，怎么去修复它？你只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来修复它，不可能用爱，或者祈祷来修复它。至于生物多样性——基因工程只会有助于增加生物多样性：传统的育种手段涉及的变量因素太多，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采用高超的实验技术才能改变一两个性状，还不知道会不会有现在没显现出来、但几代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不良性状，但基因工程可以轻松、高效、准确、可控地改变多个性状，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环球科学》：您认为作为科学家，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沟通交流吗？
范蒙塔古：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科学家学习科学、解释科学的方式就是通过不断的质疑，而不是声称自己掌握了真理。所以，可以说科学是对抗意识形态最有力的武器，后者让人们被动地接受一套已有的思想观念，这可能是很危险的；而真正的科学则鼓励我们质疑，在面对一个观点的时候第一反应永远是：“Yes, but...”每个科学家都只比较清楚地了解一小部分领域的科学，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需要相互交流，并与整个社会交流。正如我之前说过的，科学家不仅需要了解自己那个领域的科学，还需要了解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规律，了解整个社会是如何运转的。这不仅有助于科学家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大众更好地接受科学观念，而这，正是本届大会——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举办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