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临储制度亟须改革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社会制度特殊，中国主粮的生产和供应无法依赖国际市场的能力。因此，中国的粮食生产、储备和供应一直是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

在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时代，粮食的生产和供应能力与粮食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因此，如何保障粮食的平稳供应和实现均衡分配是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的主粮生产能力已经实质性超过粮食的需求。同时，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整体提升和粮食进口渠道的畅通，使得社会粮食的总体供应能力大大增强。因此，粮食临储面临的问题已经从单纯的保障社会的供应，转型为在保障供应的同时，如何实现粮食供需数量和价格上的最大调节作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双重任务。

面对这一工作目标的重大转变，从过去的“粮食局”到现在的“中储粮”，显然缺乏充分的准备。从临储的品类到数量，从储备的质量到流转能力，都存在很多问题。

粮食生产和储备具有特殊性质，既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又不能不考虑市场经济的因素。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供不应求则“物价飞涨”，供大于求则“谷贱伤农”。为了保障粮食的充分供应和社会稳定，各国政府都采取“供大于求”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粮食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最主要的原因。为了农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供需之间的“紧平衡”也许是最佳的实战性选择。

在新形势下，实现中国粮食临储的有效和可持续的运行，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和着手：

1. 对于新时期粮食的供需关系和发展目标上必须有新的认识。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不同，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进入了常态下的“供大于求”的时期，即基本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稳定超过了社会需求的基本量。因此，未来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主要是在产品的品类、特色和质量上提升，而不是单纯的无限度地扩大生产数量，增产“XX亿斤粮食”。是应当采取的策略。在新时期，农业的生产活动的目标是市场有需求的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其意义要大于数量上的增产。同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术和藏粮于作物是应当采取的策略。

2. 粮食储备的功能定位需要清晰和明确。即“常态”下的粮食储备和市场调节能力，以及“非常态”下的粮食储备和保障供应能力。常态下的市场调节能力应该以储备数量、质量、价格、周转率、库损等因素等来衡量。其中循环周转能力和可持续是最重要的指标，而不是数量。非常态的涉及生产技术储备、长期气候变化、贸易摩擦和禁运、战争等因素，核心问题则是粮食储备的基数、储备时间、实现再生产的反应时间、地域分布、储备安全等因素，总之，不能以市场因素来考量。

3. 存储主体。在现行的体制下，中国的粮食临储是由“中储粮”一家所垄断，这本身并不是最合理的选择，“中储粮”也成为腐败案件频发的重灾区。粮食的临储并不涉及高科技，主要是管理的效率和监管的有效性，完全可以通过招标由社会企业来参与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节约政府资源，提高资产管理和运行效率，减少权利寻租的空间。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加强监管，确保粮食存储的数量、质量和流通。

4. 存储能力和存储质量。虽然目前粮食临储的设施主要集中在“中储粮”体系中，但完全可以通过资产拍卖和委托存储实现资产和运营主体的转移。存储质量的核心是严把入库关，坚决堵住不合格产品的入库渠道，同时加强流转性管理。在这方面企业的运行与责权利和“KPI”指标挂钩，效率和效果会大大优于过国有体系的行为。

5. 流通性管理。常态下临储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的核心是体现在流通性上。加强流通性管理，每年必须轮换50%以上的临储粮出库，严格监管，避免作弊行为，避免两年以上的“死库存”的形成。

6. 建立有效的“陈化粮”的出路。任何粮食的战略储备都无法完全避免“陈化粮”的出现。过去由于观念的陈旧，夸大了“机器与人争粮”的危害，阻塞了“陈化粮”的正常出口，实际上非常不利于临储体系的完善。在实践上，乙醇酒精是消化“陈化粮”的最佳出路，应当重启。

7. 有效监管进口粮食的渠道和数量的冲击。这几年，除了大豆，玉米，小麦等粮食的大量进口，饲用高粱、“微变性”的马铃薯淀粉等也绕过配额监管大量进口，严重冲击和伤害了国内从事相关作物的生产和加工企业的利益，也冲击了临储粮的出库路径，弊端极大，必须加以控制和防范。对于通过各种非法和灰色渠道进口，严重冲击国内市场的企业和行为，必须严控和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并建立进口粮食贸易的“熔断机制”。

粮食安全永远是中国的头等大事，而粮食的临储制度则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屏障。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粮食临储制度也应该与时俱进，全面改革。粮食的临储应该明确区分“常态”和“非常态”下临储体系的作用和运行机制，建立更加符合时代特点和适应市场化发展的临储体系。新型的临储系统应该在运行效率、社会效益、监管力度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获得全面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