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新土改”受制约：农民失地忧大户融资难
2009年开始，宣城市宣州区制定了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
南都记者 高龙 发自安徽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激励机制，引导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安徽“新土改”近日广受瞩目。事实上，土地流转在安徽多地已存在多年，其流转形式日趋多元化。
此次安徽选取20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南都记者在部分试点发现，土地流转有效治疗了低产田、土地荒芜等痼疾，但农民的失地忧虑、大户的融资困难等，仍为制约流转的待解之题。
对于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土地流转是“大包干”之后村庄的又一次转型良机，而五河县訾湖村的一些村民则称，“不想再考虑土地流转的事了”。
訾湖村 一次流产的土地流转
“按照原计划，訾湖村到目前要流转土地3000亩，但因为部分村民反对，只流转了2000亩。”五河县双忠庙镇一位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
訾湖村拥有农用地五六千亩，去年底，一个涉及150户村民土地的流转项目在村里流产了。村干部计划将这些土地流转给单滩村的郭某，由其统一耕种，但遭到了村民的强烈反对。一些村民说，项目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也没有进行表决。
訾湖村常住村民多为老人，干农活已经成为他们长期的习惯。“我们都过了出门打工的年纪，如果土地全部流转出去，有什么事可以做？”几位村民表达了类似观点。
且算盘一打，并不划算。“如果流转给对方，自己再买粮食吃，生活不好过。”一位家里有10亩田的老人跟记者算账，去年计划流转时，对方给的流转费是每亩地800元/年，分两次给。按照这个数字，他一年只能得到8000元，低于自己种地的收入1.3万元。
另一名家中同样有10亩地的村民则说，受让方想要的地，是整片连在一起的好地，在一些角落的孤立地块则不好流转。他家有5亩地是成片的，另外5亩地是孤立的，“如果只有5亩地流转，5亩地需要自己耕种，这样收获的粮食吃饭都不够。”
因为遭到广泛反对，流转项目最终流产，訾湖村本拟流转的部分土地仍在村民手中。双忠庙镇一位负责人说，土地流转是根据政策执行，“目前更加谨慎了。”
“反对流转的是极个别群众”，他解释，有些村民一个人种四五个亲戚的地，亲戚外出，种这些地并不需要支付费用。若土地流转，村民只能获得属于自己承包土地的流转费，收入减少了，自然反对流转。
对失地的忧虑并不只存在訾湖村村民中间。安徽宣城市宣州区2013年9月5日的《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情况汇报》提到，少数农民怕土地转包出去后，丧失了土地经营权，没有了生活的最低“保障线”，“因此少数农民外出打工后，宁愿土地荒芜也不愿转包出去。”
大规模流转也并非轻而易举，“承包大户在实施土地规模流转时，往往因为一户或几户承包户不能谈妥，而使土地规模化流转难以成功，从而导致土地流转比较分散，制约了规模经济的发展。”
小岗村 从“大包干”到大户经营
訾湖村的老人对土地流转产生担忧，但对于凤阳县小岗村70岁的严金昌来说，这是脱困之举。
早在2008年，严金昌就告别了他多年的农民身份。这一年，他在小岗村的街头开了一家餐馆，建在自家的宅基地上。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访问团，使得餐馆维持着不错的生意。
安徽《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10月底出台后，设立了20个县(区)作为改革试点，凤阳县是其中之一，小岗村再次备受关注。
30多年前的1978年，正是包括严金昌在内的18名带头人，在契约上按下了红手印，实施了农业“大包干”，从而使小岗村举世闻名。自那之后，小岗村身上的“改革”标签，成为村民发展的金字招牌。
严金昌在那一年承包了35亩土地，成为一名个体生产者。“大包干”使他家解决了温饱问题，地里种上了水稻、小麦和当地的特产黑豆。但这35亩地是低产田，并无多大经济效益。小岗村的土地是岗地，靠天吃饭。遇上干旱的年成，粮食产量不高。
时代慢慢变了。2000年，小岗村迎来了重要转变，开始了第一宗土地流转。当年全村十几户人家流转了80亩地，用来发展葡萄种植。流转合同写着，“充分利用本地土地资源，加快经济发展。”
这一年，另一位“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华也流转了12.5亩地。当年，“大包干”按手印的地点就在他家，那是一间茅草屋，如今早已消失。和严金昌一样，严立华后来也在小岗村街道开了一家餐馆。
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余谦回顾最开始的土地流转，“当时还没有流转政策。我们叫‘反租倒包’，起初把土地划分到每家每户，之后再从农民手里将土地返租到村里，再租赁给大户，进行规模化经营。”
之后，小岗村陆续进行了一系列土地流转。2008年，凤阳县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对全县土地流转进行规范。“土地流转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农民流转前后收入不受损失，略有增长。土地流转不能改变土地的农用性质。”余谦介绍。
2009年，小岗村进入土地流转高峰期。村里有农用地1 .9万亩，其中可耕土地有14500亩，目前土地已流转了8400多亩，约占农用地的44%。
2011年，严金昌将30亩地流转出去了。其中15亩出租给了企业，流转费是每亩地700斤水稻的国家粮食保护价。2012年，这个数字是每亩875元。出租给企业的15亩地，出租期15年，被用来种植水稻和金银花。另外15亩地一次性流转出去，用作养老院、宾馆和学校，每亩地的流转费是2.9万元。
十几年的土地流转重塑了小岗村。和严金昌一样，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农民身份，变成了老板、个体户和打工者。小岗村也越来越像一个小城镇，村口立着社会学家费孝通题字的牌坊，道路两侧矗起了一排排房屋，变成了商店、礼品店和餐馆。
村中的2300多亩土地，流转到了一家农业公司手中，承包期17年。公司改变了小岗村的种植传统，种了葫芦、樱桃、蓝莓等，附近的300多名农民，离开土地之后成为这家公司的散工。
安徽农村新政策提及，“积极探索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将土(林)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创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目睹了小岗村土地从集体经济转向家庭承包，再转向大户经营的变化，严金昌说，村里一直考虑将土地股份化，但是农民怕担风险。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余谦则表示，“土地股份制是以后农村发展的方向。但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意向。”
朱桥乡 承包大户的融资烦恼
在安徽的土地流转潮流中，朱桥乡的吴文艺充当了“大户”的角色。
2006年，一直未离开农村的吴文艺，在宣城市宣州区朱桥乡成立了一家米业公司，专门种植优质水稻，这需要规模较大的土地。起初，公司小规模地受让了200多亩流转土地，签订的是简易的流转合同。
2009年，宣州区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施意见》，从政策层面肯定了土地流转，并使之规范化。从这年起，吴文艺拿到了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全称是“宣城市宣州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当年，吴文艺观察到，在朱桥乡部分生产队，半数的土地已经荒芜。当地的土地承包者，每家只有几亩地，由于种地无利可图，他们都到外地打工去了。
于是，吴文艺受让的土地迅速增加，目前达到了4000亩，涉及朱桥乡4个村近1000户农户，他因此被评上全国农垦系统的“全国种粮大户”。
吴文艺所在的宣城市宣州区，也是安徽省的改革试点之一，截至今年9月，宣州区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24 .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8%。
当地农民愿意出让土地给吴文艺，因为这样更划算。
朱家桥社区的侯选祥，有6亩多地，2011年流转出去，目前他是吴文艺公司的农田会计。以往他每亩地收入1000元/年，目前的流转费用是每亩520元/年，加上受雇于公司的2000多元月薪，总收入大为增长。
但并非所有大户都想迅速扩地。宣州区《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情况汇报》提到，“少数地方承包大户怕市场前景不佳，承包无效益，不敢大规模搞农业开发。”
宣州区土地流转面临的问题，还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划界不清。宣州区农委农经科科长汪立祥告诉南都记者，“空间位置不明、四址不清的土地，要进行确权、登记、发证。发证是发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过去划分地界的基础工作不细，一块石头就划定了界限，目前做的工作是用卫星航拍图确立。”
而困扰承包大户吴文艺的则是融资问题。公司受让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他却高兴不起来：包括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花了几百万元，但土地经营权不能抵押，公司资金链吃紧。吴文艺有时去银行，试图以“政府出台了优惠政策”说服对方贷款，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并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针对土地流转中的种种问题，宣州区9月底向上级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其中包括流转大户凭承包合同可获贷款。
“力争到2015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面积占承包耕地50%以上”，这是安徽省政府《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目标。对于许多地区来说，达到这个数字仍需在现实中不断求解。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