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商业化之困:对经济环境影响未可知


植物转基因技术诞生于1983年,在孟山都、拜耳、巴斯夫、杜邦等跨国巨头的推动下,转基因迅速席卷全球。然而,“目前科学界尚没有获得公认的一套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体系”成为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难以逾越的鸿沟。

转基因难助粮食安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今年3月,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在京发布年度报告称,2012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约1.7亿公顷,比2011年增长6%。按照种植面积统计,全球约81%的大豆、35%的玉米、30%的油菜和81%的棉花是转基因产品。

报告显示,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排在前5位的国家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我国种植面积约400万公顷,居第6位,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抗虫棉(占我国棉花种植面积的80%),还有少量的木瓜、西红柿、甜椒等。

但是伴随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高歌猛进,连续出现多起公共事件,引发全球大范围的反转运动。

1998年秋,英国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普斯泰(ArpadPusztai)在英国电视台宣称:他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喂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反生物技术组织策划了焚烧破坏转基因作物试验地、阻止转基因作物产品进出口、示威游行等活动。

199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Losey等宣布,在实验室以拌有转Bt基因抗虫玉米花粉的马利筋草喂养帝王蝶幼虫可导致死亡,这一结果被解释为转基因威胁非目标昆虫。

2001年1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avidChapela和DavidQuist在Nature上发表文章,声称在墨西哥南部Oaxaca地区采集的6个玉米地方品种样本中,发现有CaMV35S启动子及NovartisBt11抗虫玉米种的adh1基因相似序列。环保组织,说墨西哥玉米已经受到“基因污染”,甚至指责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的基因库也可能受到“基因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和潜在威胁目前尚未被科学证实,但是非法转基因种子污染农产品却切实存在。

2000年9月,Aventis公司的转基因星联玉米的残留物在脆皮玉米饼(tacoshells)中被检出,表明它已进入人类的食物链。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本来批准这一转基因谷物仅用于动物饲料。

污染被发现后,美国本土和出口到韩国、日本的玉米都被召回销毁,所有的转基因食品被召回。随后,Aventis公司在2000年10月撤消了对星联玉米品种的登记,并承诺它将不再生产。Aventis公司后来为拜耳所收购。

而同时期发生在湖北的水稻受污,则成为国内转基因污染最大的事件。绿色和平组织指出:综合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常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12500吨。

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普通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

随后农业部和湖北省组织调查,证实了非法转基因种植的存在。2005年8月11日,湖北省政府委托省农业厅就“转基因水稻事件”首次发表申明,指出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并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

湖北省农业厅随即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并对农民进行每亩约四五百块钱的补助。随后,农业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转基因安全监管工作。据查明,当时,湖北非法流出的转基因水稻来源为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及其团队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2个转基因水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农业部未对上述2个转基因水稻授予安全证明书,也没有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但绿色和平从湖北采集的25个稻米样本有19个被欧洲的权威实验室检测为转基因品种,而且当中包括种子、稻谷和大米,显示转基因水稻不单在非法销售和种植,而且已经流入食物链,污染着我国最重要的主粮。

在转基因水稻事件曝光后,由于非法转基因种植扩散面大,至今仍未得到有效治理,并且给各种食品安全带来风险。更由于转基因水稻流入市场,对中国的米制品出口影响很大,但到底造成多大损失,目前没有统计数据,“现在没有人跟踪监测”。

安全性死结:缺乏一致公认体系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表示,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比以往任何一种食品的安全评价都更严格。各相关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国内外均认为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存在食用安全问题。

但随即,有媒体披露称,农业部转基因专项管理办公室在2012年时,委托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和中国农业大学以转基因水稻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猕猴、小型猪等动物进行系统的代谢免疫,和生殖、发育评价研究。

据悉,这次试验时间是90天。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车会莲表示,90天从毒理学来讲,可以看做较长时间喂养,实验结果显示,在90天的喂养时间内,试验用猪没有中毒或者死亡现象,皮毛顺滑,行动灵活,饮食正常,生长发育状况良好。

对于黄大昉所作出的上述结论,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表示并不信服。“农业部、农科院和孟山都那些美国商业公司的利益已经交织在一起了,怎么会有公信力?”由于坚决抵制转基因、建议政府将其“一刀切”,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被认为是反对转基因阵营中的激进派,在安全性的观点上她认为应重对“危害”进行定义。

“某些转基因推手敢说,从来没有一个具体例子说明转基因引起人体疾病,因为他们一直在用食物中毒的旧规范来说转基因没问题。国际和国内科学研究都在提示,转基因造成了肝肾损伤、造成了激素干扰,生长发育受阻或者繁殖出问题,这都要建立新规范。”顾秀林表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前研究员佟屏亚在一次转基因专题会议上发言指出,迄今为止,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连转基因研究人员都承认,转基因作物对人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可能要几代人才能显示出来……只用小白鼠进行了几个月的实验,就言之凿凿地说它是安全的,缺乏可靠的实验证据,而危害一旦发生,其严重后果将不可逆转。

“可以说,目前科学界尚没有获得公认的一套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体系,但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应该有长期的、中立的科学研究,这也许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绿色和平组织项目负责人张菁表示。

截至目前,诸如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等国际性赛事均不允许有转基因食品的流入,李昌平表示:“这个已经够可以说明问题的了。”

另据了解,按照现行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转基因植物品种在培育出来后,需要经过安全性评价阶段,才能获得安全证书。而安全性评价阶段,则包括实验室、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四个阶段。获得安全证书,意味着仅完成商业化种植前的所有安全认定工作,但并不等于可以进行实验室以外的种植和销售。

来自欧盟的预警通报却显示,“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自2006年开始总计通报了184次中国输欧食品中被检测出非法转基因,其中2012年39次,2011年29次,2010年46次,2009年15次,2008年18次,2007年9次,2006年10次。而184次中,大米制品和含有大米的制品175次。

2012年,绿色和平再度对市面上的流通大米进行了抽检,结果发现有6份样本含转基因水稻成分,非法转基因成分污染的检出率达到7.9%。问题样本分别为:取自湖北武汉和安徽六安的4份大米样本检出转基因成分,并确认为Bt63转基因水稻。

在此之前,安徽从未进入过转基因非法种植的版图,而在国家没有任何批准的情况下,转基因的地下种植猖狂之甚,让很多农业人士感到担忧。目前,一种学界观点认为,转基因作物在大田种植过程中有产生基因漂移的风险,会对本地物种和野生近源物种的基因造成污染,从而造成监管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绿色和平组织项目负责人张菁表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绿色和平和公众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但反对的是急于商业化。“大米与中国人生活息息相关,60%以上的中国人都吃大米,国家应作客观科普,让公众参与进来,赋予知情权。小麦是美国的主粮,美国在做转基因小麦研究,但并没有急于推广转基因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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