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生物多样性：不应“走偏”的物种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存续和发展的基础，而青藏高原保存着最为独特的高原生态系统。日前，青海省林业厅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举办的“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召开。那么，来自管理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公益组织等的专家学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哪些问题？又提出了哪些建设性意见？

青海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黑颈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但这里不只是“黑颈鹤之乡”，更是高原独特生态的保护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是将生物多样性概念引入中国的科学家之一，对此，他深有感慨：“1991年生物多样性概念被引入中国，20多年来，这个概念从少数科学家的理念到深入公众之心，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完全有信心，通过我们自己努力，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中对物种的保护，往往就物种保护物种，而缺乏对相关生态系统的关注。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基础，我们保护物种必须在生态系统中进行，而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发展。”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吕植教授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这位被称为“中国的珍妮·古道尔”的科学家和她的团队一年总有半年要工作在野外。她是中国最早从事大熊猫保护的科学家之一，但她对大熊猫保护的现状却有自己的看法：“听说新的大熊猫保护计划要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三个新的大熊猫繁殖中心，对此，我持保留意见。人工饲养繁殖花费昂贵，也不是保护的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应该是要让大熊猫野外种群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中生存下去。不能仅保护熊猫本身，而让其栖息地面临的威胁依然继续。”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赵新全带领团队研究发现，进行禁牧封育的草场恢复得反而不如进行适度放牧的草场，“适度放牧可以加速营养物质循环，可以去除凋落物，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物种生存提供更适宜的场所”。赵新全的团队在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进行了十年封育实践，“草地封育时的物种数是29种，适度放牧是36种。生物量也发生了变化，封育时的生物量是每平方米350克，放牧的时候可以达到每平方米400克”。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吕植带领团队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进行过多年跟踪研究。她的团队发现，在青藏高原，猛禽的数量恢复非常缓慢，“过去从西宁开车到玉树，几乎每个电线杆上都停着一只大 或其他猛禽。但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我们猜测，这或许与我们架设了更多高压电线、修建了更多公路、人流不断增加等原因有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和灭杀鼠兔有很大关系”。

赵新全说：“土壤、水、气候，植物、动物、微生物，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我们应该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不存，单个物种不可能存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依靠大熊猫、白鳍豚这样的明星物种引起公众的关注，但不能把生物多样性简单局限在物种层面。”陈宜瑜说，“生物多样性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种概念，它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等，我们在研究时不能偏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必须以生态系统为基础，以物种保护为目标，以保护生态为最终目的。而这，需要更多高水平科学家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