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平:做育种研发要按国际标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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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大北农集团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吕玉平博士在11月20日生物育种产业战略与发展论坛的发言整理)要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大幅度地提高单产是目前的唯一途径:即在对全球种质资源收集和评估的基础上,结合转基因手段并辅以分子标记技术,快速培育出适宜生产的新品种。

说到转基因,我们国家20年前就在转基因棉花商业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主要粮油作物商业化发展上却一直没有突破。无论是科研院所或是企业都没有真正建立起一条完整的转基因产业商业化链条。国外转基因育种的成功经验表明,企业才是产业的主体,我国过去以研究院所为主,企业为辅做转基因产业是行不通的。而我国企业历史规模短,创新、利润空间小,难以大投入搞研发。种种原因综合起来造成中国种业市场虽大,但产业很小,国际竞争力弱。

大北农创业近20年,依靠饲料销售板块已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去年销售107个亿,创收近8个亿,在中国的农业企业当中已成为佼佼者。这种情况下,集团高层在2010年做了一个五年战略规划,总投资18-21个亿发展大北农生物种业。其中,7亿元用于建立覆盖世界玉米、水稻主产区的种质资源评估与育种研发体系,6亿元创建先进水平的良种生产与加工体系,5-8亿创办生物技术中心,研发我国主要粮油作物急需的转基因新品种,立志要突破中国生物种业发展瓶颈。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中心得到了国家及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我认为取得这些成绩的关键在于人才。中心近两年快速的发展得益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我们已经组建了220多人的专业团队,这个团队没有卖一粒种子,也没有做推销,都是在实验室潜心做科研和研发。目前为止我们的团队拥有3位千人计划和4位海聚计划人才,约20%的科学家来自于跨国公司。整个转基因产业不是单纯某一项技术,里面涵盖的东西很多,必须依靠各类专业人才共同努力,搭建起这个生物育种平台,完善生物育种产业链。我们计划在两年之内,也就是大北农五年战略规划的后期,达到500人的规模。现在我们才走了一半,迫切需要更多的国际化人才,共同发展我们的事业。

既然是一个产业,就必须符合国际标准,而不简简单单是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种业,我们的产品最终都是要进入每家每户的餐桌的,这就要求产品研发流程的每一步都必须要精准、安全。一个好的产品出来,表面是一颗种子,在这颗种子背后却有很多平台在支持。现在只能说这些平台在大北农初步建立起来了,比如说在新基因挖掘,基因鉴定,遗传转化。我们的各个平台和整个研发流程都是严格按照国际大公司成功的管理理念和模式来做的。

以载体构建为例,按照国际标准做出的载体被称为商业化载体,即无过敏原,无冗余读码框,经过序列优化,并且分析过目的基因插入的拷贝数以及插入位点信息的载体。在我们中心做这些工作的有几十个人。这些工作在学术上没有水平,科研院所在研究过程中也几乎不会考虑,可是这就是国际的规范,国际的规则,你不做这些,将来在做产品安全评估的时候,就可能遇到问题。比如,产品出口到国外,对方审查认为该产品在安全性方面存在疑虑,需要提供更翔实的载体分析数据。在美国,该项检测动辄就要上千万美元,国际大公司很聪明,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完善了这些信息。大北农也不例外,我们在这一块花了很大的本钱,多个平台共同协作,确保未来产品不存在任何安全性问题。

遗传转化平台是我们另一个高通量平台。我们要选择一个非常好转基因事件,唯一的办法就是傻做,多做。在整个转基因转化方面,有50、60人的团队在做,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多出苗,供后续温室田间严格的筛选。

抗虫实验说起来简单,只要将虫子接种实验苗就可以了。可最困难的一步就在于虫源的获得,现在我们中心每年供虫量可达到几百万条,涵盖数十个种类。我们有一批“国家级的厨师”,每天专门为害虫“做饭”,这个工作是一辈子评不了职称的,却是企业的要求。下个月我们将要运送上万条虫子到海南做接种试验,倘若不能按时获得这些虫子,我们的田间试验完成时间就没有预期。

另外分子标记也是育种手段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向跨国企业学习,把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来。仅分子标记平台的搭建我们花费了两千万元,每年运转经费多达1500万。这巨额的投资目的就是保证育种在一年四季都能够运行,加快生物育种的步伐。

说到食品安全就更加复杂,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力气组建了一个法规科学实验室,并成功成为监管创优(ETS)体系成员。目前正在ETS机构的监管下,对质量系统进行管理,研究人员必须接受来自ETS机构的审核,争取在2014年得到ETS认证,这也要感谢国际植保协会给我们的大力支持。在此之后,我们任何的材料,任何的技术,任何的品种出来,整个数据库不仅国内认可,也在国际认可,我们转基因需要释放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做法规政策,贸易就不存在问题。

两年多来,集团在生物中心已经投入了两个多亿。玉米、大豆产品研发按照既定的时间表顺利展开并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我们的抗虫玉米能够抵抗的地上地下害虫共八种,包括田间危害最严重的玉米螟,东方黏虫,桃蛀螟,棉铃虫,二点委夜蛾等。其中有部分害虫是中国特有的,国外公司没有办法进行研究,这就成为了中国企业做市场的一个切入点。抗除草剂大豆能够同时耐受高剂量的草甘膦、草丁膦除草剂,这同我国每年从美国、南美进口的大豆是含有相同性状的。预计这批较早研制成功的产品在2017年能获得安全证书。杂交制种技术是适应机械化生产、减少劳动成本的一项重要技术,预计2018年可以达到商业化水准。抗逆性状是国内外目前研发的重点也是难点,我们已经初步筛选到了基因,但要真正实现商业化则要等到 2020年以后。

9月29号,汪洋副总理亲自调研大北农种业。大北农种业在通州基地的进展让汪洋副总理“增强了发展中国种业的信心,看到了中国种业的希望!”。 30日,国家政治局委员集体赴中关村学习并考察了大北农分子育种,如果把国家比作最大的公司,董事长便是习主席,李克强则是总经理。在调研过程中,“董事长”拿着被玉米螟危害过的叶片寻求解决方案,而“总经理”手中拿着大北农研制的抗虫玉米品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此举使我们清楚认识到,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奋斗的事业是符合国家需求的,是真正能解决国家粮油安全所面临的实质性问题的,更加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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