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法、黄大昉：警惕绿色和平
基因农业网按：此文系北京理工大学胡瑞法教授和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黄大昉研究员针对绿色和平组织在国内一系列活动而撰文。文章历数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种种不法作为，并提出应清查绿色和平组织的行为，打击其对中国政府科学决策的干预。原标题为《“绿色和平”组织恶意攻击我转基因技术发展，干扰我政府科学决策的情况值得高度警惕》。
2016年1月6日，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会议邀请了十多家来自海内外媒体的记者参加。会议中，绿色和平组织通报了其对辽宁省黑山县、新民市、法库县、彰武县、康平县等五县的转基因玉米种植情况及转基因玉米进入中央储备粮库的抽样检测结果，据此得出东北地区种植的玉米93%为转基因玉米的结果，并发布“东北粮仓已沦陷”的骇人言论。暂且不谈该报告所得出的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仅从一个未在国内注册的外国非政府组织私自对农民生产田间甚至中央储备粮库的调查取样、私自召开新闻发布会，已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外国组织和个人在国内相关活动的规定。
据调查，近年来，绿色和平组织以民生议题蛊惑不明真相的民众，制造民众与政府对立的意图非常明显。其主要通过借助民生议题、直接收集情报破坏我国经济与民生和直接支持反科学反政府阵营扰乱民心等活动实现其目标。尤其是近年来，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关注的食品安全、环境问题上的一系列活动，不仅打乱了中央政府的一系列部署，影响了政府的科学决策，同时也将一些政府部门和科学家推向了公众的对立面，使国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若继续任其发展，有可能陷入中国政府的一些部门决策听任外国组织的尴尬境地。本文仅以其对中国政府有关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过程的一系列违法活动来说明。
一、“绿色和平”组织恶意攻击我转基因政策的相关情况及其影响
（一）误导公众舆论，阻挠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商业化
一是抹黑转基因抗虫棉技术，试图阻挠我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和推广。
早在2002年6月，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举办“转基因生物与环境学术研讨会”的同时，宣布设立北京办公室。在这次会议上，以绿色和平名义发布的《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罔顾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转基因农产品与传统产品同样安全和抗虫棉给中国棉花生产带来显著的经济、环境和健康效益的事实，以无法科学重复证明的数据，矛头直指当时已占中国棉花种植面积53%的转基因抗虫棉，声称已证实中国种植的转基因抗虫棉对环境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虽然这一报告得到了国外媒体的大量报道，但由于其所报告的内容既与国内棉花生产实际情况不相符，更不符合农民的技术需求与在种植抗虫棉中所获得利益，因此在国内影响甚微。
二是将科学家贴上了“利益集团代言人”标签，蛊惑公众反科学与反科学家。
绿色和平组织在其2005、2011年等年报中均明确将中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进程的延滞标榜为其在中国的“功绩”。一是2004年12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转基因水稻—13亿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的文章，，通过采访绿色和平人员，以未经证实的“证据”，得出“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这些“科学家”为了自己的巨大私利而强行通过了具有安全风险的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评估。该文的发表成功地阻挡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同时，以此文的发表为标志，不仅使公众失去了对从事转基因科学家的信任，更使部分公众开始怀疑转基因的科学成就。
据我们最近对北京市的1460位公众的随机抽样调查，在回答有关“转基因科学家得出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和“一些非专业人士认为转基因产品是不安全”的问题时，选择相信科学家和非专业人士的比例分别为24%和39%，而选择不相信科学家和非专业人士的比例则分别为60%和33%。
更值得警惕的是，受绿色和平组织的蛊惑，在面对类似转基因这样的问题时(高铁、核电、PX塑料等也类似)，多数公众站在了科学的对立面。
三是攻击我转基因水稻技术侵犯外国专利，制造阴谋论。
为了阻挠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绿色和平组织完全无视中国的转基因水稻所采用的基因为中国科学家自己研发并已获得多国国际专利的事实，2008年、2009年分别违法发布了《中国转基因水稻陷入国外专利陷阱》和《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报告，杜撰了我国的Bt基因侵犯了国外专利的“新闻”，得出“如果中国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中国的水稻生产技术将受控于美国跨国公司”等耸人听闻的结论。该报告也成为后来流行的外国公司试图控制中国粮食安全“阴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
（二）“妖魔化”转基因技术，干扰政府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决策
一是“妖魔化”转基因技术，误导公众认知。
2004年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发布了《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的报告，该报告通过臆想得出转基因水稻将有可能导致产生不可预料的有毒或反营养物质的结论，从而在中国掀起了大规模“妖魔化”转基因浪潮，并开始大范围影响公众对转基因安全性的认知。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调查，在此报告发布之前的2003年，我国消费者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比例高达65%，甚至高于美国而为世界上最高的，此后则随着对转基因的不断“妖魔化”，2015年我国消费者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比例甚至低于欧洲国家的23%，仅为18.2%。
二是利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漏洞，挑拨公众与政府的关系。
绿色和平通过不断炮制的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所谓“调查报告”，或采用混淆科学与管理概念的做法，利用我国监管系统的漏洞，制造了一系列“转基因”事件，从而将政府推向了公众的对立面。例如，自2005年开始，该组织几乎每年都发布有关转基因水稻检测的报告，声称在多地发现农民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或在市场抽检到转基因大米。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报告绝大多数被农业或其它政府部门的相关抽检所否定，而该组织也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所检测的样品及其来源地，在这种情况下，使部分公众产生了政府在造假的假象。目前此种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再如，2012年8月31日，绿色和平在其中国网站上爆出新闻，声称中美两国研究人员曾使用中国儿童进行黄金大米喂食实验。在这一事件中，绿色和平组织官员在强调该实验程序非法（未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的同时，不断强调转基因黄金大米的“不安全”性，从而在混淆科学与管理概念的同时，“强化”公众转基因“不安全”的意识，挑拨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三是利用公众舆论，干扰政府科学决策。
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各项违法活动之所以能给政府造成压力，均与其打着关注民生的旗号有关。该组织利用近十多年来连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通过炮制一系列 “不安全”“事件”将转基因食品定义为“不安全”食品，从而将政府任何批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行为塑造成“不顾人民安全”的形象，并以此来干扰政府的科学决策。据我们最近对北京市的1460位公众的随机抽样调查，回答对政府目前的转基因政策满意的人数仅163位，仅占全部调查人数的11％；而回答不满意的人数则高达727位，占全部调查人数的50％。
（三）窃取转基因技术情报，危害我国科技安全
一是招募境内信息员搜集我国转基因技术情报。
绿色和平组织通过多种途径搜集我国的转基因技术情报。例如，其在2006年的美国税务报表中有一栏明确标明“获取中国情报，接触中国公众经费17.8万美元”的记录（税号：OMB No. 1545-0047）。 而在其网站有关在中国招募高级IT专家广告中，则标明其目标之一为“利用中国的关键团体完成绿色和平的任务”。事实上，印度情报局根据该组织在印度的同样招聘广告调查发现，印度绿色和平组织升级了4个绿色和平组织的计算机安全系统，它们的工作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有关联。这应引起我国相关部门的注意。
二是直接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实验材料。
2006年 “欧洲食品研究技术（Eur Food Res Technol，2006，224:271–278）”杂志刊登德国Mäde等人关于转基因抗虫水稻检测技术的文章，明确表明其Bt水稻样品来自于绿色和平组织2005年违法在湖北松滋所获得的种子。该活动为中国相关企业的产品出口制造了不少麻烦。除此之外，2014年绿色和平组织竟然亲自出动人员，在我国海南偷盗国家重点专项的转基因水稻试验材料，至今坚不认错。
政策建议
(1)清查绿色和平组织的行为，打击其对我国政府科学决策的干预。
绿色和平组织已被加拿大、印度等国取消营业执照，其在中国也缺乏合法的身份，为此，建议政府公开宣布该组织为非法组织。同时，追查其在国内的相关活动经费，斩断其资助各种反科学、反政府和试图颠覆我国政权的资金链。在此基础上，对其各种违法活动开展打击，对支持其违法活动的组织与个人进行责任追究，使公众充分认识其活动的阴谋，肃清其对我国公众的影响，促进公众对政府科学决策的理解和支持。
(2) 创造科学理性讨论的舆论环境。
受绿色和平等外国势力的影响，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核电、PX塑料等缺乏足够的理解，抗议的声音不断；相反，理性声音往往在这些抗议声音中被淹没，而从事这些敏感议题科学家的科普活动不仅不被接受，科学家反而受到人身攻击。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科学家从事科普活动的积极性被压制，而各种谣言则大行其道。为此，在清查和打击各种外国组织非法活动的同时，创造科学理性的舆论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3) 建立科学理性讨论的平台。
以转基因为例，目前国内有关转基因安全问题的网络等媒体平台基本上是自说自话，即支持或者反对转基因者均有自己的平台，缺乏一个允许支持或者反对转基因人士充分发表其观点并展示其科学依据的平台。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公众受到谣言影响的情况下，最有效使公众改变错误观点的措施是向其提供相关的科学证据。为此，建议建立转基因安全理性讨论的平台，使所有发表有关转基因安全问题观点的专业与非专业领域人士均在此平台上展示其科学证据；同时，鼓励持相反观点人士提出并发表其反驳的证据；并采取措施打击各种人身攻击行为，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理性讨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