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的弗兰肯斯坦困局

写下这个题目，笔者心中其实充满了担忧甚至恐惧。为什么恐惧？因为笔者无意为针尖对麦芒的“挺转”“反转”之争多添一把火。然而恐惧也是一种力量，激励人们不断去探求真相——我们为什么会恐惧转基因？在科技发展的长河中，类似的恐惧并不是第一次出现。1818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将科技快速发展过程中人类的恐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此，弗兰肯斯坦就成为疯狂科学家的代名词，几乎每当新的突破性技术出现，他就会与科学怪物、操纵科学研究的邪恶集团联袂出现在舆论场中。

具体分析，公众对弗兰肯斯坦的恐惧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另一种则是对技术失控的担忧。第一种恐惧是原始的恐惧，正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不是行家就没有标准，不能判断，这正是科学创新要战胜的恐惧。第二种恐惧则是对人性的恐惧，因为科技的进步犹如“双刃剑”，用得好与不好取决于人，这正如核技术，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也可以用于治病救人。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的演进和对科学的反思如影随形，正是后者的不断纠偏，才能让科技趋利避害，朝着更有利于人类进化的方向演进。

对转基因这项生命科学前沿的技术来说，两种恐惧同时并存。首先，尽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到基因层面，但未知的领域更为广阔，加上专业的门槛越来越高，这些都像拦路虎一样将公众挡在了“门口”。其次，新一代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技术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远远将人类的进化抛在后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保证科技不成为人类毁灭的助推器？

这种恐惧，不仅是转基因一项技术需要面对的课题。在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大潮中，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更多更新更强大的科研成果出现，这些科研成果，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领域的科研成果在宣示人的创造力的同时，是否也会遭遇同样的问题？一旦出现同样的问题，又该如何走出弗兰肯斯坦困局？

发展现代农业，目标是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即要从过度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加依靠科技创新转变。然而，科技创新要成为真正的驱动力，需要科研人员勇于攻关，不断突破，更需要一片利于科研成果转化的“土壤”。在商业化育种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要加速科技成果落地生根，科研体制机制的改革、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创新成果的市场监管以及与公众的对话和引导，缺一不可。对转基因技术来说，现在迫在眉睫要做的既是用过硬的、自主创新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技成果去证明，同时也要一方面用科普去障，另一方面用监管筑牢防火墙。

用科普去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技术员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不再沉默，不再抱着“不必知道药是什么原理，知道这种药能治病就行了”的傲娇心态去面对公众。现在需要突破的是表达问题，即如何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去回答什么是转基因、为什么要转基因、转基因安全不安全等社会公众如鲠在喉的问题。

创新技术层出不穷，如何让监管成为公共安全的防火墙，而不是科研创新的天花板，是相关政府部门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和欧洲的转基因研究几乎同步，然而经过三四十年，如今的发展却是冰火两重天：美国成为世界上批准转基因商业化品种最多的国家，对外大量输出转基因技术及产品，而欧盟则陷入“转基因泥淖”不能自拔，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转基因食品。原因何在？

其实，玛丽·雪莱还给《弗兰肯斯坦》起了另外一个名字——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没错，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对盗来的火，人类经历了从恐惧到利用的跨越，这已经成为文明进程的重要一步；对科学技术也是一样，尽管“盗火”的欢欣鼓舞并不总是能让人们忘记恐惧，但战胜了恐惧也就意味着人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认识和掌控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